一 求学、治学、社科研究的经历和主要学术观点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执政党和国家政府向青年学生倡导的首要是自然科学，因此，作为那一个时代的学生，我在大学是学习自然科学的，1965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属于自然科学研究范畴的机构工作。但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破了当时人们一直持有的美梦——以为依靠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就能够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任务。严酷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要想健康地成长和发展，必须要有从当地实际出发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门类科学的共同努力推动，缺少任何一个方面的力量，都会导致社会有机体的“残疾”，人们在带“残疾”的社会环境里，难以有所作为。极“左”路线多年的倒行逆施，使得包括我在内的一批时代牺牲者们天然地产生出一种追求社会真理的欲望。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起，我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并且根据自己的所受、所见、所闻，开始撰写对社会问题的评论文章。在大学期间，我对多种课外知识有广泛的兴趣，特别是对哲学的兴趣更大，这成为我后来研究社会问题终生受益的基础，所学的自然科学知识当然也是后来研究社会问题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基础。
我初期的文章，主要是关于“技术经济学”方面的。因为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投入产出”观念比较淡薄，研究的课题与当时社会生产实践的迫切需求关系不甚紧密，研究成果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也不大。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中国对极“左”路线和极“左”思想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关键时期，当时中国的学术界也开始恢复生机，各种学术组织纷纷建立、频繁活动。那一段时期，我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云南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后改名为省科技厅）、云南省林学会、云南省农村经济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等机构组织的各种学术会议上。
1980年，我参加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农业综合区划工作，发现我国橡胶生产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的情况。这表现在：橡胶生产占用热带雨林气候土地的面积过大、土地使用效率不高，不仅影响了当地民族的生产发展，而且容易造成当地生产生态环境的劣变，还威胁到当地自然保护区的有效保护；其结果，会造成比橡胶宝贵得多的“西双版纳生物多样性物种资源基因库”的保护受到损害以及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得难以持续。农业综合区划工作结束以后，我写了《从西双版纳农业综合区划谈起》的研究报告，被选入参加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组织的《全国农业科学辩证法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我的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几个创新观点：第一，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只有“生产责任制”是不适应社会实际需要的（当时的中国只有生产责任制），应该建立与之相对应的“经济指挥责任制”，才能遏制或克服宏观生产过程中“指挥”方面的失误。第二，提高天然橡胶产量应该主要从生物学技术和生产管理的改进着手（当时是以扩大种植面积为主要手段）。第三，国家应该建立国土管理机构，以保证在国家建设中能够合理地使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1982年，我发表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应该建立经济指挥责任制》的论文，指出：对于社会宏观经济或者非生产的经济指挥（决策）行为，应该建立“指挥责任制”，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指挥（决策）活动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并且才能保障社会经济活动获得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如果社会经济活动中仅仅只有“生产责任制”，往往会造成以损害社会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代价，去追求局部眼前利益的不良后果。产生这一观点，还缘于如下理由：
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上下异口同声地声讨“大锅饭”，似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迟滞的主要根源就在于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工人、农民（在集体经济的制度下），“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出活”。但是，我看到的却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如果在错误决策或指挥下，所进行的生产活动，出的力越是大、出的活越是多，社会受到的损失反而越是大。遗憾的是，这种“如果”长期地、经常反复地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例如，某地领导人为了发展经济，把当地山区的天然森林砍伐了变成木材出卖，认为这是“把死的资源优势变成活的经济效益”。殊不知，森林被破坏以后给整个流域和整个社会造成的生态性恶果——水土流失、地力下降、泥石流、山体滑坡、洪灾、旱灾、荒漠化、气候劣变、病虫灾害频繁、生物多样性资源减少甚至短缺，等等，所造成的长期性和全局性损失，是砍伐森林换来的经济利益的无数倍也弥补不了的。在这一类错误决策或指挥下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效率越是高，社会受到的宏观损失只会越是大。更为遗憾的是，中国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大小小的决策或指挥错误俯拾即是。大的决策或指挥错误，如在缺乏基本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情况下，在全国掀起“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在缺乏基本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的情况下，提出“三年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小的决策或指挥错误，如强令渤海2号海洋石油勘探船“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违反安全生产规程、顶着大风大浪迁移，导致全船人员和全部设备葬身海底；在内陆高原湖泊上违反自然规律进行得不偿失的“围湖造田”。既可悲而又遗憾的是，做出错误决策指挥的多数“负责人”并不对其造成的恶劣后果“负责”，而是照旧晋爵升迁，而且用“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来为自己的错误辩护，甚至用“自然灾害”来充当“人为灾害”的替罪羊。
从理论上来说，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宏观社会经济的行为都是受计划控制或约束的，社会经济行为的“结果”，也只能是计划的必然产物，没有理由把“好的结果”归功于制订计划和掌握计划的“领导正确”，而把“坏的结果”归罪于被领导所指挥的生产劳动者“不出力、不出活”。
再说，对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按劳分配，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一个辛辛苦苦地做出某种不切合实际或违反客观规律的决策的指挥者，他“劳”的结果对社会只会产生消极的或负面的效果、对社会没有多大益处，对于这样的“劳”，应该怎样给他“分配”呢？
因此，“大锅饭”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迟滞的主要根源。缺乏“决策指挥责任制”来对“主观主义指挥或长官意志决策”进行遏制；缺乏“决策指挥责任制”来引导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迟滞的主要根源。
多年以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得到了全国上下一致的认同，并且演化出了“领导干部责任制”的新制度。天然橡胶生产部门提高橡胶产量的主要措施也转向为提高单株产量的生物学技术和管理技术。国家在各级政府也终于建立了国土管理机构。
1985年，我的工作岗位正式到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所。这一时期，恰逢中央开始准备大规模地对农村贫困后进地区进行“扶贫”，我和社科院农经所有幸参加了全省扶贫的调查与研究工作。在“扶贫”的调研过程中，我发现云南农村的贫困主要分布在山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偏僻山区，云南“脱贫”的重点和难点也就是这一类地区。云南民族山区的贫困，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是这些地方的社会发育程度滞后、自然地理条件差、社会政治环境条件差，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云南的脱贫问题，应该针对这些致贫的根本原因来采取相应的对策。1988年，云南省委省政府贫困地区工作领导小组、省社会科学院、省委民族工作部、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云南日报社、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多个省级部门联合向全省公开广泛征集脱贫对策，我的《民族地区脱贫的指导思想》文章被选中并汇编在1989年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脱贫对策》一书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先后参加了云南省多个贫困县的脱贫致富研究，完成了省政府的几个决策咨询课题，参与完成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几个横向委托课题以及国际合作课题、省社科规划办的课题，发表了一批有关贫困与脱贫问题的文章和“三农”问题的文章，分别刊登在《中国西部发展报》、《云南日报》、《云南财贸学院学报》、《云南民族报》、《红河日报》、《云南社会科学》杂志、《民族工作》杂志、《云南教育》杂志、《云南乡镇企业》杂志、《农业经济问题》杂志、《云南农村经济》杂志、《云南经济研究》杂志、《玉溪农村经济》杂志、《红河》杂志等报刊上。
1998年6月，云南省科协、省科委、省社科联，云南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科研管理部门联合召开的“云南省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是为云南省政府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依据和制定“云南21世纪议程”做准备，我入选的文章题目是《贫困山区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内容是通过对云南省第一贫困人口大县——镇雄县一个贫困山村的分析，指出贫困地区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依靠科技进步、进行内涵扩大再生产、控制人口数量”。该会议的论文集由云南科技出版社1999年出版。
1988年，我陪同加拿大联邦麦吉尔大学的宝森博士（LaurelBossen），调查了云南某些地方的农村妇女状况，接触到西方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方法。1989年我提出与省妇联合作对“云南农村妇女地位”进行专题调研，获省政府批准立项，我与他人共同主持完成，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书名《云南农村妇女地位研究》。在这一课题研究中，我发现社会发育程度相对不高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妇女地位，相对高于社会发育程度较高的汉族的妇女地位。
1990年，由我提出并主持完成的省政府决策咨询课题《云南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由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书名同课题名）。在书中我提出发展林纸业（当时云南一些人物提出把林纸业当作地方经济新兴支柱产业来发展）“应该由造纸企业自己建造原料林基地、避免对天然森林的破坏”的建议。
1990年我发表了《旅游业是农村潜力巨大的产业》（当时中国正在兴起城市旅游和风光旅游的热潮）。
1993年，在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等单位共同召开的全省市场经济理论讨论会上，我发表了《建立农村信息网是帮助农民走向市场的必需条件》的论文。
基础研究方面，根据多年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积累，我在1994年发表的论文《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被《中国改革成果通报1997卷》、《中国“八五”科技成果选》、《社会科学总论》等10多家全国公开出版物收录；该论文的论述克服了当时很多人把“第一生产力”局限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领域的片面认识，提高了执政党和国家宏观决策的科学性，提高了社会公众理论认识的科学性。
1999年，我发表了《有价值的社会科学成果应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2000年发表了《创新是社会科学的生命》，2001年发表了《创建社科查新体系，促进社会科学创新》，2005年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社会科学成果的最高标准》等论文。以上这些论文是针对多年以来，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评价与管理的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偏重“字数”有多少，忽视了其成果是否提出了经得住实践检验和时间考验的创新观点（含创新的研究方法、创新的研究对象、创新的对策建议等），忽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宗旨是:发现新的社会问题、研究新的社会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新对策。我的这些创新观点，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与管理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习惯性不当做法提出了挑战。
我认为：社会科学研究存在于社会的价值，主要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能够通过“认识社会、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协调社会劳动者与社会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经济学科的作用更大一些）以及社会劳动者互相之间的关系（经济学科、法学科、政治学科、民族学科、文化学科、宗教学科和其他学科都能起到这方面的作用），使得（由社会劳动者掌握的）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在社会生产中才有可能充分地发挥积极作用（这种作用就是人们常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此推动着当代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体现着“社会科学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此前提下，社会科学研究的宗旨是：发现新的社会问题、研究新的社会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新对策（含新的理论观点、新的研究对象、新的研究方法等，如果没有“新”，就谈不上是“科学研究”）；这种新的对策（含理论观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能否经受住后来的社会实践检验和时间考验，是鉴定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否符合原宗旨、或偏离原宗旨，以及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接近相对真理的最高标准。
一项科研成果通过文字的形式，发表在“高等级”的刊物或出版社、或者高级领导人批示过、或者进入决策程序，都不能代替社会实践对它的检验和时间对它的考验。科研成果如果离开了社会实践检验和时间考验，满足于发表的处所、或者去追求发表了多少“字数”、或者追求高级领导人是否“批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变成了舍本逐末，混淆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与编辑出版工作、计量稿酬的工作、或者政治行政工作的基本区别，甚至会把研究人员引向——忘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宗旨——的某种歧途。
二 主要学术成果和社会影响
1对社会科学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早、较科学的论述（1994年），其论述文章《社会科学也是第一生产力》有国内10多家重要出版物收录：
(1）中国改革成果通报编审委员会、红旗出版社：《中国改革成果通报1997卷》。
(2)中国科学出版社：《中国“八五”科学技术成果选》。
(3)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科学总论》1994年第4期。
(4)新华丛书编委会：《今日的辉煌》。
(5)中华文学基金会、新华出版社：《中国改革经纬录》。
(6)山东省大众文学学会：《世纪文典》（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典范文献）。
(7)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研究丛书编委会：《中国改革开放20年成果总览》。
(8)中华成功人才大辞典编委会：《中华学人理论文献》。
(9)中国报道杂志社：《中国世纪发展文论大系》。
(10)中国报道杂志社：《中国发展文库》。
(11)中国社科文论丛书编委会：《中国经济文化发展战略文论大系》。
(12)中国世纪改革与决策文库编委会：《中国世纪改革与决策文库》。
(13)中国西部经济文化探索丛书编委会：《创新、实践、发展优秀论文》。
(14)中国专家大辞典编委会：《当代专家论文精选》（第二卷）。
(15)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辑部、当代中华优秀儿女系列丛书编委会：《21世纪理论与发展优秀论坛经典》。
(16)中国现代科技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中国现代理论创新与实践优秀论文精选》，并评为特等奖。
(17)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院（四川）：《精选论文集》。
2提出了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评价方法与管理制度的创新思维与新制度（1999~2005年），对原先不合理、不科学的评价方法和管理制度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不少学者支持我的建议，有关方面在此后开始了对原有的不当做法进行改革。提出这一新观点的文章主要是：一是《创新是社会科学的生命》，二是《创建社科查新体系，促进社会科学创新》，三是《实践是检验社会科学成果的最高标准》；有如下国内出版物收录：
一是，(1)国务院研究室、中国言实出版社、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以德治国理论与实践》。
(2)中国国情报告编辑委员会：《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创新思想文库》。
(3)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新时期全国优秀学术成果文献》。
(4)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组委会、《历史的回眸》系列丛书编委会：《历史的回眸——共和国改革文集》，中国时代出版社2004年版。
(5)中华之光丛书、中国科协学会管理中心：《中华之光——全国优秀理论成果文献》。
(6)中华学人理论文献编辑部：《中华学人理论文献》。
(7)中华文献丛书编辑部：《走向辉煌》。
(8)中国管理科学院、中国国情研究会、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编辑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理论成果汇编》。
(9)人民日报社文化事业中心专题部：《盛世中华·理论动态篇》。
(10)中国管理科学院人文科学研究所：《全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文献》。
(11)建党八十五周年经典记录编委会：《建党八十五周年经典记录·优秀成果汇编》。
(12)华夏名人风采系列丛书编委会：《华夏名人论坛》。
(13)世界学术成果研究院、世纪新东方（北京）人文学术研究院：《世界优秀学术论文（成果）文献》。
(14)中国地区开发促进会：《新时期党政领导干部理论与实践文库》。
(15)中华功勋人物系列丛书编辑部：《中华功勋人物论坛文库》。
(16)中国龙杂志社：《中国龙·巅峰人文论坛》。
（17）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邀请参加国际优秀论文评选。
（18）中国学术出版社、国际学术交流杂志社：《国际学术交流》杂志和《中国新时期学术论文经典》。
（19）中国共产党名人大典编委会：《中国共产党党建思想宝库》。
（20）消费日报社、二十一世纪科学发展研究所、执政为民加快基层建设编委会：《执政为民加快基层建设》。
（21）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科学技术教育委员会：《东方骄子——中国创新英才理论与实践》（论文篇）。
二是，（1）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中国世纪英才论著精粹》。
（2）中国文化传媒出版社、华夏学术杂志社：《中国学术大百科全书》学术卷。
（3）中国管理与创新科学研究院、北京知识创新文化发展中心：《中国当代创新盛典》，并评为一等奖。
（4）中国老年基金会、中国经典文库编辑部：《中国经典文库》。
（5）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院（四川）：“行业改革实践与科技理论创新优秀论文颁奖暨学术研讨会”特等奖。
（6）中国经济发展研究院、《经济纵横》杂志社：《中国经济发展文库》、优秀学术成果一等奖。
（7）神州强国人才大辞典编委会：神州强国人才优秀文献特等奖。
（8）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香港）：邀请参加国际优秀作品（论文）评选。
三是，（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党政干部理论学习文选·科学文化卷》。
（2）中国管理科学院2005年的“年会宣读论文”。
3提出“建立农村信息网是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的必需”（1993年）。
4提出“旅游业是农村潜力巨大的产业”（1990年）。20世纪90年代末，旅游业在实际上成了全国很多农村的新兴支柱产业。
5提出了“建立经济指挥责任制”的制度创新建议（1981年），其研究报告被选入参加“全国农业科学辩证法第一次学术讨论会”（1981年），其论文被云南省政府评为第一届（1986年）社会科学研究现实问题优秀论文。
6准确地预测了建立“国土管理机构”新制度的必要性（1981年），其研究报告被选入参加“全国农业科学辩证法第一次学术讨论会”（1981年）。
7提出了提高天然橡胶产量的主要措施，应该从原先的扩大种植面积，改变为提高生物学技术和管理技术，以协调橡胶生产与当地民族发展的矛盾、协调橡胶生产与当地自然保护区的矛盾（1981年）。
8提出了“让林纸企业自己建造原料林基地，避免破坏天然森林，促进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建议（1993年）。
9提出并主持的《云南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课题（1990年），引发了下列课题出现：
（1）《云南省南盘江流域资源开发与治理研究》（云南省社科院，1991年）。
（2）《昆河线经济开发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云南省环境监测总站，1993年）。
（3）《南昆铁路经济开发与环境问题研究》（昆明、曲靖、文山联合，1993年）。
（4）《云南资源开发与环境协调定量研究》（云南省环保所，1993年）。
10发现了社会发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妇女地位，比社会发育程度较高的汉族的妇女地位要高的现象。我提出并主持的《云南农村妇女地位研究》课题（1989年），是国内同类研究的第一次。
11发现了中国西部的区域性贫困，表面上是经济问题、实质上是社会发育程度滞后的问题，因此，“脱贫”的措施应以促进社会发育为主要目标（1988~1992年）。很多学者赞同这一观点，政府的扶贫措施也从原先的单纯经济扶持，后来转向为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12协助一些贫困后进地方做了脱贫致富发展规划（1989~1997年），被这些地方政府采纳，对这些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3在《科技兴农在云南》一书中（2002年），我提出了几个创新观点：一是兴农的科技今后应以提高农产品进入市场的能力（主要载体是质量）为准则，改变过去主要追求产量的做法；二是对农业科技成果的评价更重要的是看其对农产品质量改进的情况，因为质量是产品进入市场的主要基础；三是制定农业科研计划，应建立“参与性”的方法，让科研与生产建立更多的共同语言；四是提高农民主动吸纳农业科技的积极性，是提高“科技兴农”效益的前提基础。该成果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认可。
14完成了《云南科技兴农研究》课题（2001年）以后，引发了《云南解决“三农”问题的科技支撑研究》（云南省科技厅，2003年）课题。
15参与完成了《中国云南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试验示范项目》课题的调研，本人执笔其中“社会经济本底调查报告”的《南涧县沙乐乡项目村社会经济本底情况调研报告》一章，云南省新闻出版局2002年准印证318号批准印制。该课题成果获云南省第九次（2004年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16完成了《解放以来云南粮食生产情势分析》和《我省从省外调入粮食现状分析》，这是《云南粮食问题对策研究》课题成果的组成部分（1988年）。该课题成果获云南省政府（1991年）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三 经验体会、治学格言
经验体会：
研究社会科学，不仅需要有对社会问题进行调查与研究的知识和方法、对社会问题的一定洞察力与敏感性，而且需要大量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与方法；不仅需要书本上的前人与别人的知识，更需要研究者的社会阅历与社会实践的经验积累；因此，组织研究人员去到社会基层、参与生产第一线实践锻炼，是提高研究队伍素质的必须；从自然科学“转业”到社会科学，也有可能发现更多更深层的新问题、提出更高明的新见解。
研究社会科学，是以社会出现的新问题或新矛盾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这些新矛盾或新问题（或者没有解决好的老矛盾老问题）为己任，因此，研究的成果（结果）应该是创新的理论观点（含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对象、新的对策建议等），如果没有创新，就谈不上是“科学研究”，最多仅只是一些拼凑起来的、没有多大意义的“字数”；同时，这些新的观点应该符合客观实际、接近相对真理、经得住后来的实践检验和时间考验，否则，就成了对社会不负责任的“吹牛皮”。
治学格言：
研究社会问题，必须要在对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进行了比较充分深入的调查或观察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科学知识，应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国家和社会的全局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探讨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这样，提出的创新观点或创新对策建议，才有可能符合客观实际、符合相对真理、经得住实践检验和时间的考验。
（责任编辑：温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