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有幸拜读过牛鸿斌老师的著作，书中翔实的史料，缜密的分析和论述让人回味折服。毕业后，有幸加入了大家云集的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第一次拜会到牛鸿斌老师。原本料想，牛老师该是一位整日埋头于故纸堆、不苟言笑的学者。但没想到，牛老师的为人就像采访那天头上飘着朵朵翔云的碧空那样，亲切和蔼，让人倍感轻松惬意。
牛鸿斌老师主要从事云南地方史、云南与周边国家关系史的研究。多年来，他笔耕不辍的钻研治学，出版了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牛老师的主要代表作有：《跨世纪的中缅印通道—重建史迪威公路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穿越时空的商道—滇印民间贸易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聚焦南亚—中国保山面向南亚开放战略研究论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出版）；《中国云南与印度：历史现状和未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出版）；《中国与印度经贸合作新战略》（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孟中印缅地区经济合作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云南集镇》（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除了著作之外，牛老师还在《云南社会科学》、《中国西南文化研究》、《面向南亚》等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牛老师撰写的《20世纪初期的云南社会》一文获《云南日报》“云南百年”专刊优秀文章奖，另一篇学术影响深远的论文——《史迪威公路与滇西缅北抗战》一文也被评为“云南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并被邀请参加电视访谈。如：2003年中央电视台10频道“探索·发现”栏目“滇缅公路”中，谈史迪威公路及昆明抗战情况；广东电视台“百年留学”专题片，谈留学生与史迪威公路的修筑情况；云南电视台“百年寸轨”专题片，谈云南个碧石铁路修筑情况等等。
与很多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同的是，牛老师并不只沉迷于书斋，而是以广泛深入的田野调查作为研究的基础。牛老师大学毕业后，进入到民政厅地名办公室工作，那时文革刚结束，地名管理及命名还很混乱。牛老师就几乎跑遍了云南省各大地州。80年代初，云南的道路交通状况还比较落后，地州农村的条件十分艰苦，然而牛老师却跑遍了云南省内各大地州。进入云南省社科院工作后，牛老师先后在历史所和南亚研究所任职。牛老师进行调查和资料收集的范围就更广阔了，除云南省外还有国内四川、北京、上海等地，近年还多次到了缅甸、尼泊尔、印度等周边国家。宝贵的实地调查让牛老师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让他的研究更加透彻、更加贴近实际。牛老师谈到在去印度之前，对印度的认识停留在书本上，但到印度实地考察后，发现自己接触到的那些书籍很难如实全面地描绘印度这个多元文化、多元宗教、多元民族的国家。除了强调实地考察的重要性之后，牛老师还指出要带着问题去调查，这样才有目的性和针对性。
访谈中，牛老师总结了他的治学经验。那就是治学三步骤：材料积累——文献梳理——理论指导和方法运用。牛老师谈到，资料积累是研究的第一步，真正做起学问来往往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有些资料在眼下不一定用得上，但正是那些一时用不上的资料成为了今后研究的保障。有了大量的积累后，需要以理论对资料进行梳理分类，并且自己要加以吸收。最后，做研究要讲究方法，这样能确保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性、客观性和清晰性。听了牛老师对治学方法的总结归纳，让我大受启发。
在谈到对年轻人的期望时，牛老师谈到了四个方面。首先，做研究一定潜心钻研，不急不躁，做学问需要相当长的知识积累和实践。牛老师还引用了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里的名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啊！寻找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执着地追求向前，经过千百劳作，必有所成，最终豁然开朗，求得“真”与“是”，这正是做研究的最高进境。其次，牛老师还强调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他讲到“做研究需要思维敏捷，知识融会贯通。青年人，不能单一的局限在自己的学科，而要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第三，掌握好外语，随着现在国际交流及学科交流的增多，青年人一定好掌握好一门外语。他举例道，季羡林大师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真正做到了中西贯通。最后，他希望年轻人多读好书，多练文笔，多出成果。
牛老师毫无保留的治学之道，对年轻一代的殷切寄语，让我受益匪浅。古时玄奘西行天竺，经历艰险，最终取得真经。牛鸿斌老师正是以这种无谓万难、身体力行的玄奘精神，在南亚研究领域取得了卓然的成绩。采访结束后，我顿然觉得在南亚研究的浩瀚大海里，我看到了努力方向，它指引我不断向前，不断探索世间的真知。
（责任编辑：沈宗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