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哲学的兴趣始于1949年，那是我跟随家庭经过10年的颠沛流离之后回到家乡不久。在这10年中，我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恶残暴，也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贪婪腐败。本来我的家庭虽算不上富有，却也不能说是贫困，但最后还是因家庭生活难以为继而不得不辍学去为资本家当童工以自谋生路。所以当回到解放区的家乡，看到欣欣向荣的农村景象，特别是自己虽然家庭成分不好但仍然能够上学时，真的非常高兴。因此当毛主席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小学的孙校长给我们讲解这部伟大著作时，自己虽然不能全懂，还是一下子就被它所吸引。从此我对马列主义著作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所以上中学后课余时间几乎全花在阅读学校图书馆收藏的马列主义书籍上。通过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我对哲学的性质和功能有了一些粗浅的了解，于是产生了上大学报考哲学专业的念头。
但我对自然科学也很有兴趣，而且学习成绩不错。所以我当时主要是想学习自然辩证法。为此在报考前我还给北大哲学系写了一封信询问哲学专业的情况。北大哲学系很快就给我回了信。信中除欢迎我报考外，还说根据计划哲学专业的学生入学后将分成两个组，自然科学组和社会科学组，除共同学习哲学专业课外，再分别学习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还随信寄给我一份油印的教学计划草案。这不仅更加坚定了我报考北大哲学系哲学专业的决心，而且因为它反映了老一辈哲学家当时对哲学的性质及如何培养哲学人才的极其深刻的认识，对我后来关于哲学的体系、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哲学人才的培养等问题的思考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可以说迄今为止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都是沿着它所指引的方向思考得来的。
进入北大后，开始还想着分到自然科学组，哲学与自然科学兼学。但事情的发展很快打破了这种梦想。“波匈事件”、“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下放劳动，原来的教学计划无形中自然废除。1961年大学毕业读研究生，我曾要求读自然辩证法研究生，想最后一次争取实现自己哲学与自然科学兼学的理想。但那一年没有导师招自然辩证法研究生，最终我被分配去学习中国哲学史。虽然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哲学理论和自然科学哲学的学习和关注，但在读研究生的后期“四清运动”已经开始，毕业后又是“文化大革命”，后来又被下放农村。等到这一切过去，从大环境说可以安心学习和研究时，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了。而从自己个人讲，真正能够比较专心地从事哲学研究则还要更晚。因为我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云南历史研究所后，一直被安排在南亚研究室。1980年云南省社科院成立后对研究所进行调整时，我被分到东南亚研究所。1984年又受命筹建宗教研究所。直到1991年我才到了哲学研究所，但这时离退休已经不远了。
总结自己这些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思想文化。
在哲学原理方面，主要研究了哲学的体系和功能、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哲学的根本问题和基本问题、事物的矛盾体系、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及其认识能力与认识成果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哲学人才的培养与大学哲学专业的教育改革等。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一是对哲学的体系、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和如何培养哲学人才的思考，一是对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及其认识能力与认识成果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思考。
对第一个问题，综合有关文章，可以把我的思想简述如下：
虽然哲学研究的对象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变化，而且至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但还是可以看出一条贯穿古今的线索，这就是对包括人类本身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本原及其规律的探索。本体论是对世界本原问题的直接回答。这是古代哲学的基本内容。认识论是对如何认识世界的研究。这是近代哲学的基本内容。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认识世界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而认识和改造世界统一于人类的实践。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人类存在的第一要义。这就是“实践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科学的实践论的代表。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则从微观角度对认识进行了研究。这可称之为“意识论”。“意”即我们的认识、思维。“识”就是去认识、研究。不管是逻辑分析、语言分析，还是结构研究、符号研究，其实都是对思维、认识的分析研究。非理性主义则是这个问题的反面表现。由此可见，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具有充分的典型的现代性。未来的哲学则是现代与后现代、东方与西方哲学成果的有机统一，从而使哲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哲学作为一门学问，虽然每个人都可以从日常生活中获得一些零星认识并有自己的看法，从这一点说每个人都离不开哲学。但作为成体系的理论，却不能从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只能从总结各门具体科学的成果中形成。因此就有以总结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基础而研究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的自然哲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就是自然辩证法。有以总结社会科学的成就为基础而研究社会的普遍规律的社会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有以总结思维科学的成就为基础而研究思维的普遍规律的思维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思维哲学就是辩证逻辑。与横断科学相对应，则有数学哲学、系统哲学、信息哲学等。与应用科学相对应，则有医药哲学、环境哲学、技术哲学等。在这些学科之下，还有以总结领域更为狭窄的具体科学的成就为基础而研究其哲学问题的分支学科。在这些学科之上，则是在总结所有这些学科的成就的基础上研究最根本的哲学问题的普遍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整个哲学就是这样由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组成的一个学科体系。
这就对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懂得哲学，还要懂得具体科学。否则他们的研究不可能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具体科学的研究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我们目前哲学研究上的困境，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多数搞哲学的人不懂具体科学。因为20世纪以来科学的深入发展使科学的非常识性和非经验性日益突出，对于没有受过专门教育和训练的人，许多具体科学已经越来越难以理解和掌握。我们目前多数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上的这种缺陷，和过去哲学专业教育上的缺陷紧密相连。因为过去哲学专业所学基本上限于哲学课程，即使有一些具体科学的课程，也是零敲碎打、浮光掠影，这就造成哲学专业毕业的人基本上不懂具体科学。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开创我国哲学工作的新局面，必须从源头上即从改革哲学教育着手。改革哲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既掌握哲学又掌握某种具体科学，并对哲学史和科学史以及现代哲学体系和科学体系有深入了解，能适应当代哲学研究工作需要的人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改变过去哲学专业基本上单纯学习哲学课程的做法。要使哲学专业的学生除了学习哲学课程外，再系统攻读一门具体科学专业的课程，使学生能掌握这一学科的全面情况和追踪它的最新发展，并对这一学科的历史及其在现代科技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哲学人才，才能跟上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及时分析新的科学材料和科学发现并加以概括，为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发展的哲学，才能对当代社会和具体科学的发展起到引导和推动作用。
关于第二个问题，1981年我即写了文章。由于思想太超前，不为时人所认同，久久未能发表，直到1992年才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哲学与文化》上。但在1993年召开的第八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上，我借《庄子》寓言之名阐发同样观点的文章却受到相当的重视，不仅收入了会议的论文集，还发表在当年的《中国哲学史》上。其实用中国的古话说，这是典型的“六经注我”。用马克思的话说，则是请出亡灵为自己效劳。只不过直到现在在学术研究上还需要这样，总不免使人心中感到一丝悲凉。在这两篇文章中，我依据当代哲学和科学的成就，通过对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类及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成果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与规律的分析，指出：
首先，不应将人类这种认识主体绝对化。由于认识的局限，人们至今没有摆脱将人类这种认识主体唯一化的倾向。即使是寻找人类以外的有智慧的物质形态，也是按照人类所处的物质层次、人类产生的条件和人类的结构与形态去寻求。其实从本质上说，生命形态和人类不过是在分子这一物质层次上所产生的一类物质形态。它们之所以能够产生认识能力，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分子这个层次上所产生的特别复杂的结构。现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愈来愈表明，认识能力不会仅仅和生命与人类这种物质形态相连。在物质的其他层次上，不是我们这种生命样式的物质形态，只要它们的结构足够复杂，也就有可能产生认识能力。只不过它们的结构、形态以及由此决定的认识机制肯定和我们这种生命样式的物质形态不同罢了。只要我们赞成现代科学和哲学根据整个人类认识史总结出来的一个基本原理，即宇宙不管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无限的，就不能不承认这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必然的。
其次，也不应将人类的认识能力绝对化。
再次，也不应将我们认识的相对于人类是客观真理的一些规律绝对化。因为人类认识的客观规律是在人类所在的物质层次上，通过人类的认识机制得出来的，它建立在人类特有的结构、大小、生存期和认识机制的基础上。因此就不可能统统适用于物质的其他层次中具有不同结构、不同大小、不同生存期和不同认识机制的其他认识主体。比如在我们看来，微观粒子的运动是随机的统计性的。但如果有比微观粒子还要小的认识主体，它们的认识机制必然和人类不同。而且微观粒子相对于它们就不是微观的而是宏观的，二者的运动可能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步性。因此在这些认识主体看来，微观粒子的运动就可能是决定论的而不是随机的统计性的。再如我们认为天体的运行是决定论的。但如果有比今天人类认识的星系还要大许多数量级的认识主体，它们的认识机制也必然和人类不同。而且天体相对于它们就不是宏观的而是微观的，二者的运动可能具有极大的非同步性。因此在这些认识主体看来，天体的运动就可能是随机的统计性的而不是决定论的。
正是由于上述观念上的缺陷，使我们在关于人类的认识成果即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问题上，至今也未能得出一个能够超出人类局限的更加科学的认识。我们都还是以人类和人类的既有知识为标准来判断认识的正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把我们对客观世界及其运动的认识当作客观世界及其运动的本来状况，而忘了这只是它们在人类头脑及感觉器官中的反映和概括。它不仅只涉及客观世界及其运动的某个部分或某个阶段，而且必然掺入了人类的主观因素。
比如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关于量子力学的争论。表面上看来双方的意见可以说是截然对立完全相反的。一方认为自然界及其运动包括微观粒子及其运动都应当服从因果关系。因而只要人们对它们的知识是完备的，对它们的描述就应当是决定论的。量子力学的几率性结果只是人们对微观粒子的知识还有欠缺，因而对它们的描述尚不完备的结果。另一方则认为量子力学对微观粒子及其运动的几率性描述是微观粒子所固有的，因而是完备无遗的描述。微观粒子的运动本来就是随机的几率性的，这并不是人们对它们的知识有所欠缺的结果。在这里必须抛弃决定论的因果原理。我们不可能对这场涉及许多重大科学与哲学问题，延续了几十年的著名争论作简单的评判。但有一点是无疑的，即争论的双方都是站在“人类中心论”的立场上，把人类认识的相对于人类是真理的自然规律作了绝对化的理解。双方都没有认识到，即使他们的结论相对于人类是正确的，但对于生存在物质的其他层次，具有不同大小、不同结构、不同生存期和不同认识机制的其他认识主体，情况就可能完全不同。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面，主要研究了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摘要》的译文进行了详细的校订，为《起源》写了系统的解说，并据以探讨了当代婚姻家庭的发展趋势。事情源于1978年，当时省里在安宁召开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要历史所派人为参加会议的干部讲解《起源》的第二章《家庭》，历史所派我去了。从此我开始了对此书的钻研，并由《家庭》一章而及于全书。后来还为社科院的一些年轻科研人员和研究生讲过。为了深入理解恩格斯此书，我又仔细阅读了马克思的《摘要》，并与《古代社会》进行了详细对校；同时还参阅了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等有关书籍，发现了《摘要》译文的问题近200处。我将其中与理解文义有关的较为重要的50余处按出现次序列出，逐条加以说明，写成《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校读记》。包括另外一些文字勘正在内的这些校订，后来被吸收进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
在对《起源》和《摘要》的研究中，自己认为最有新意的是我对当代婚姻家庭发展趋势的阐发。根据对人类社会和婚姻家庭发展的过程和规律的分析，我认为，一夫一妻制把婚姻范围缩小到不能再小，因此进一步的发展将是婚姻范围的适当扩大；一夫一妻制对婚姻的限制最多，因此进一步的发展将是对婚姻的限制适当减少；一夫一妻制中婚姻的纽结最牢固，因此进一步的发展将是婚姻纽结的适当放松。此外，爱情的要求在一夫一妻制中发展到最强烈的程度，甚至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进一步的发展将是爱情的强烈性的逐渐降低，至少是它的那种强烈的排他（她）性和至高无上性将逐渐消失。综合以上各点可以看出，在一夫一妻制以后，婚姻家庭形态发展的第一步将是回复到类似对偶婚的状况。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在更高阶段上重现类似低级阶段的一些特征。从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作为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之一的物极必反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表现。
至于更遥远的未来的婚姻形态，估计将是类似某种有限制的群婚的形式。其时婚姻将与生育脱离关系，从而失去其作为人类自身生产方式的功能。婚姻将只是为了解决成年男女生理和心理上的自然要求。生育后代以解决人类延续的问题，则成为社会的公共事业和生产部门。与此相适应，现代意义上执行人类自身生产职能而且作为人类经济生活和财产占有之最小单位的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也将消亡，而代之以符合当时婚姻形态的新的家庭形式。由于婚姻和生育分离，使生育后代从家庭和个人的需要变成社会的公共事业和生产部门，每个人都要生儿育女，不管优劣都要传宗接代的妨碍社会改良人种的阻力得以消除，于是社会有可能利用最新的科技成就，一代一代地对人类自身进行人工选择和改造，使人类在体质上愈来愈完善，在智力上愈来愈发达，从而创造出愈来愈高级的人类。也只有到那时，真正的全面的男女平等才有可能彻底实现。
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主要研究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特征和性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贡献和实践意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及其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和文化等。自己认为其中最具新意的是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的观点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力的观点。
通过对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分析，我认为迄今为止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发生过三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飞跃。对前两次飞跃人们都很熟悉，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列宁和斯大林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第三次飞跃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实践。它使我们突破了仅仅从克服资本主义弊端出发来设想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找到了一条成功地快速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将使社会主义能够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由劣势变为优势，并最终在全世界取代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就在这里。我们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其道理也在这里。当然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过程，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这不仅因为迄今为止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而且因为就是当前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还没有具备实行完全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的条件。
这就涉及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究竟是什么样的生产力的问题。因为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只有具备了相应的生产力，相应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经济制度才能够建立并获得巩固和发展。既然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都有其独特的生产力，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自然也应该有其不同于其他社会经济制度的具有其独特性质的生产力。那么作为社会主义之基础的生产力，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力呢?由于迄今为止世界上曾经建立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都是比较落后的国家，我们不可能用现成的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而只能在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揭示中，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经验的总结中，来推断完全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所应具备的生产力。
马克思、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发性盲目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应当实行自觉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但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还没有达到所必需的高度，因而社会管理机构还无法把所需要的信息迅速全部掌握并据以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作出恰当安排的条件下，集中制定的经济计划必然带有很大的主观性片面性，不可能很好地符合社会的实际需要，因而必然影响社会经济的快速协调的发展。在这种条件下，只有实行市场经济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提出来的。
但只要实行市场经济，由其本质所决定的社会生产的自发性盲目性就不可能完全避免。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是永恒的。当条件具备的时候，社会主义还是要实行自觉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但为了避免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集中制定计划必然带来的主观性片面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能很好地符合社会需要的问题，使社会管理机构能把所需要的信息迅速全部掌握并据以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作出恰当安排，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看，这样的生产力只能是以高速度、大容量、多功能的电子、光子、生物分子技术为核心的全面自动化和全面信息化的社会大生产。这就是消除了自发性盲目性，又不会产生主观性片面性，根据实际需要按计划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完全的成熟的社会主义所应具有的生产力。这样的生产力不仅马克思、恩格斯当时的世界还不具备，就是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还不具备。现在只能说这样的生产力已露出端倪。但要使其发展成熟并普遍成为全社会全世界的生产力，绝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最重要的根源就在这里。
在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思想文化方面，重点研究两汉哲学。对两汉哲学的主要内容和发展变迁进行了梳理和阐发，着重研究了汉代著名思想家扬雄，对其哲学代表作《法言》和《太玄》进行了整理和注释。此外还探讨了中华民族精神产生的条件及其内涵和功能，思想遗产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作用，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批判继承传统民族精神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另外，针对过去许多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人不大重视文献学的状况，多年来一直为云南师范大学中国哲学硕士点的研究生讲授中国古典哲学文献学，这是全国其他中国哲学硕士点和博士点都没有的。课程已经形成结构比较完整的体系，并积累了大量资料。在所有这些成果中，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思想遗产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及传统民族精神的概括及其内涵问题的论述。
关于思想遗产的继承问题。我认为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或其他科学思想时，要注意把日常生活中词语和句子的含义和哲学或某门科学的概念和命题的内涵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才能正确了解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的真正含义。因为语言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手段，这就决定了它的全民性，即全社会的人对语言的意义要有一个共同的了解。否则人们就无法进行交往，而统一的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了。但在哲学或科学论述中，虽然也必须使用语言（文字是语言的书面形式）来表述，可是仅此又不足以表达所要阐述的思想内容，因此就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所用词语和句子的含义的基础上，赋予词语和句子以进一步的特定的含义，这就使这些词语和句子成为哲学或某门科学的概念和命题，有了其不同于日常生活所用词语和句子的独特的内涵。由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集团、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的不同思想家常赋予同一词语以不同内涵，所以即使他们使用的是同一词语，其意义往往也并不相同。我们应具体分析，加以区别，不能混而同之。否则就不可能正确了解其思想的真正含义；冯友兰先生“字面意义继承法”（或称“抽象继承法”，但“字面意义继承法”的名称更能反映其继承法的本质）之所以错误，就在于他把日常生活中词语或句子的含义与哲学中概念或命题的内涵混淆了起来，把日常生活中词语或句子的含义当成了哲学中概念或命题的内涵。
思想遗产继承问题之所以纠缠不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借鉴、利用和继承区别开来。继承是把古代的东西拿来为我所有，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继承。当然为我所有之后也要为我所用，但这和单纯的利用不同。单纯的利用往往是旧瓶装新酒式的借题发挥。二者在形式上虽然常常很相似，但实质上却并不相同。借鉴则是在把他人之物与自身之物作比较中受到启发，从而改变和创新自身之物。这里面可能会有模仿，即所谓取长补短。因此借鉴中可能会有继承的因素。但借鉴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主要还是思想上的启发，而不是把别人的东西拿来为我所有和所用。但人们却常常意识不到这些区别，把利用、借鉴和继承混而同之，一律当成了继承。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有同志认为继承就只能抽象继承。
至于说不要抽象继承是不是可继承的思想文化遗产就太少了，那倒未必。在我看来，我们可以继承的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从哲学上说，主要是关于认识理论与思维方法方面的成果；在社会政治学说方面，主要是具有反封建因素的民主性思想；在文学艺术方面，主要是一些优秀的表现方法、技巧和风格。概括地说，除了具有反封建因素的民主性思想外，主要是关于思维、认识和表现的理论和方法。对于这些我们研究和继承得还很不够。因为这些比单纯的思想继承起来更困难。思想弥漫于社会中，人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受到熏陶。而这些却必须自觉地研究和学习才能有所继承。现当代作品中很少有像《庄子》、《孟子》、《世说新语》、《文心雕龙》、唐诗、宋词、《红楼梦》、《聊斋志异》等那样极富魅力的作品，就说明了这一点。
关于传统民族精神，首先是如何概括和总结的问题。有人喜欢到古书中去寻找古圣先贤的教导，把古圣先贤所提倡的一些高尚品德当作我们的传统民族精神。其实，传统必须是产生于从前而流传于现在，为社会上大多数人所习惯而付诸行动的东西。所以我们概括和总结传统民族精神，不能只是到古书中去寻找，主要应该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加以提炼。这样就可以发现，现实中存在于许多人思想和行动中的传统，其实与古圣先贤的教导相去甚远。古圣先贤频频疾呼谆谆教导的东西往往是社会迫切需要却又最为缺乏的东西。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大体皆然。另外，既然说是中华民族精神，就应该是其他民族所无而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为世界各民族共有的精神，不管优劣都不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精神。
再就是民族精神是否只是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精华的问题。有人这样认为，其用意是好的。但问题在于，对于一种精神我们能否无条件地断言它是精华或糟粕，或者把它所包含的精华和糟粕截然分开。如果具体分析一下，就知道绝非如此简单。因为任何一种精神都有多方面的价值和作用，它之所以成为精华和糟粕，要依赖于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其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条件以及在这种条件下它所起的作用。正确的做法只能是根据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抓住其主要的和有重大影响于当时的内容，发扬其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一面，克服其不利于社会进步的一面。另外，想依靠古老文化哪怕是优良的古老文化实现强国也是不可能的。要强国只能依靠现代文化，在当今中国就是“五四”以来逐渐形成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吸收了古今中外文化中的优秀因素的社会主义文化。
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内容，我认为至少可以举出以下几点：一是内向的认同和外向的拒斥。这是由地理条件内部交往的相对便利和对外交往的相对困难的长期作用形成的一种文化意识心态。由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时代交往频繁的大力冲击，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力量。这种心态在外国侵略面前可以表现为团结御侮的爱国主义，在日常对外交往中又可以表现为盲目的排外。这种心态还反映在国内的各种关系上，如本家族与其他家族、本单位与其他单位、本地区与其他地区等。二是注重教育传授继承传统而贬斥标新立异自由创造。这是由我国古代宗法制度发达血缘关系牢固，又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中冲破一切传统的自由冒险精神的强力冲击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意识心态。其优点是长辈特别关心后代的教育和成长。其缺点则往往是怀念过去，厚古薄今，总觉得今不如昔。对青年人的厚望则往往变成一种束缚，容易使青年人循规蹈矩，缺乏想象力和创造精神。三是强调和谐与适应环境而忽视个人的主体性和对环境的抗争。这种精神往往造成逆来顺受自我满足的消极心态，但又包含着人要遵循客观规律的积极因素。当现在人类的发展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造成许多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时候，把这种人与环境相适应相协调的思想，与强调征服和改造强调竞争和斗争的思想结合起来，也就是把遵循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就非常必要了。
回顾自己的治学经历，遗憾的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影响远未达到年轻时对自己的预期。但可以问心无愧的是，不管在何种条件下自己没有消极也没有偷懒，只要有可能，就在读书学习，就在思考钻研，而且尽可能不说空话套话。即使是奉命写作时文，也力求有一点个人的思考和见解。因为自己对治学有一个坚持不懈的追求，那就是努力在人类总的精神财富中增添自己的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一点永久性的颗粒。至于究竟做到了多少，只有让后人让历史去评判了。但愿自己这点微弱的声音不要淹没在如今鱼龙混杂良莠难分的信息大潮中，那就是万幸了。
（责任编辑：温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