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院30周年。而这一年，院图书馆馆长穆文春研究员也已经在社科院工作了26年。随着社科院三十年的不断发展、壮大，穆文春研究员也从一位布朗族大学生成长为一位布朗族专家、生态经济专家。
谈及这26年来的研究与治学经验，穆文春研究员回顾了自己经历的三个工作岗位：1985年起进入云南省社科院民族学所工作，到94年以主编身份调入经济研究所，最后于2004年担任图书馆馆长至今。随着工作岗位的变动，穆研究员经历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决策研究，再到科辅行政这三个阶段的工作转化。并在这几个阶段的工作中，穆研究员都取得了非常优秀的研究成果。比如在基础研究方面，穆研究员出版了个人专著《布朗族文化大观》。因为此书的开创性工作和较高学术价值，获得了“中国图书奖”。中国图书奖是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承办的全国性、综合性图书奖。它是经中宣部批准，与“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列为中国图书“三大奖”，每两年一届，评奖的主要标准是能体现和代表中国出版水平的高质量学术著作。获此殊荣，实属不易。而更值得一提的是，穆研究员的这本《布朗族文化大观》也是当年全云南省唯一一本获此奖项的图书。
应该说，这样的研究成果已经足以奠定穆研究员在这一领域的专家地位。但是，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他又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传承、弘扬民族文化以外，如何才能对活生生的现实产生影响产生了困惑。也就是说，在进行基础研究的时候，总有一种“传之后世，以利万代”的精神在激励着自己的研究；但是这种工作注定是一种与现实几乎无关的工作。最后往往变成一种“自得其乐”式的研究，其最终成果也慢慢变成几个人的小圈子里面的相互唱和。这就使得穆研究员对自己的科研方式进行了反思，其结果就是：一个研究者有限的研究精力投入的切入点应该是公众的需要。应该对社会现实和公众需要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在这样的思想转变下，他从基础领域研究转向了应用决策研究。并且也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果。
比如在2003年第9期的《生态经济》上发表的《沉重的生态保护》，穆研究员提出了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时候，受益的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但是对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却无所帮助，有时甚至往往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因素。丽江、迪庆的天然林保护，西双版纳的野生动物保护都是这样。这些措施影响到居住地的村民，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不便和困难，制约了他们的生存发展空间和产业选择。经济上给予合理的补偿和必要的扶持完全应当，但是这笔经费由地方政府承担却是原有的生态保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因为，一方面，绝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和天然林保护区都处于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人民群众生活贫困，地方财力有限。让财力不足的地方政府承担受害、受损农户的补偿和扶持发展责任无法落实，这就更进一步导致问题的产生与恶化。另一方面，保护区的设立主要受益者是全体人民和东部发达地区。由于保护区设立导致的生存发展空间受阻、产业选择受限，地方政府已经付出了牺牲，为什么还要让它们承担由于保护区的设立而带来的损害补偿和扶持发展责任？
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就在于尽快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首先是国家财政应设立专项“生态保护补偿基金”；其次，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对野生保护动物肇事补偿实行分级补偿制度；再次，由于生态保护已经丧失生存发展条件的地区，国家应该投入专项资金，安排异地搬迁安置；最后，对保护区增加投入，有效隔离野生动物，并对野生动物数量进行有效的监测评估。这样既保护好野生动植物，也兼顾当地人民群众的发展要求，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生态补偿”概念对传统的生态保护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所以此文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各有关部门的注意，并且成为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局、环保局等部门在制定中国生态保护政策时候重要参考文献。
而类似的例子还很多。
当问及穆研究员在应用决策研究中如何取得这样的成绩的时候，穆研究员介绍了自己独到的治学经验。那就是，当我们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应当要避免两个误区：一个是在研究过程中，只关注政府工作报告以及相关的书面资料，闭门造车；另一个是对政府的决策漠不关心，只是一头扎入田间地头、走村入户。
他的研究方法是首先到研究地，听一听当地政府的相关看法。在掌握了相关的政策、规定以后，再就同样的问题听一听当地村民的看法。两相比较，合并共同点，找到差异，然后找出政府与民众产生分歧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应用决策研究中，一方面，我们要做到让政府的苦心得到民众的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把民众的呼声传达给政府。而这一切都是要以实践作为衡量的标准，这一切都是为了了解事实，最终解决问题。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拾遗补漏——这就是在应用决策研究中研究者应当具有基本的治学态度。研究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决策者发现问题之前就发现问题。而发现问题，正是作为应用决策性研究之所以存在，应用决策性研究者安身立命的根本。那要如何才能发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呢？只有紧跟实际，从现实情况出发，全面了解各方观点，沟通政府与民众，才能发现问题实质；从而提出更好的建言，解决问题，构建和谐社会。
（责任编辑：沈宗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