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懿之，研究员，笔名王军、孙逊等，号恭顺愚骏，汉族。1942年5月15日生于云南墨江碧朔镇，1966年7月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5年制本科。毕业后先后在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古代史、民族史和文化学的专业研究。历任云南省社科院培训部主任、院历史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海南大学客座教授、四川省社科院特约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副理事长、中国探险家协会奇考会副会长、中国百越史研究会理事、云南省第八届政协委员、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云南省委第四届、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常委、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对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云南省社科院支社第一至第五届主委、云南经济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30余年来，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民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农业考古》等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在中国当代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日本放送出版协会、日本勉诚出版社等中外出版社出版学术专著《聂耳传》、《玉溪卷烟厂发展史》、《民族历史文化论》、《云南上古文化史》等专著12部，参加编写《宗教词典》、《云南少数民族》等7部，主编《贝叶文化论》、《百越史论集》等3部，论文百余篇，个人全部学术著作已逾400万字，有的被译成英文、日文、泰文出版发行，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广泛而积极的影响，被权威刊物和单位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人物辞海》、《中国著名学者大辞典》、《世界优秀专家人才名典》、《中国百科学者传略》、《中华成功人才大辞典》、《世界华人文化名人》等数十部词典中。
现将我的学术活动分为求学、治学简历、主要学术观点与学术成果和主要学术影响及社会评价等简述如下。
一 求学、治学简历
1942年5月，正值抗日战争中后期的艰难岁月，我出生于云南省墨江县碧溪一个贫苦的书香世家。碧溪碧朔镇明代永乐四年（1406年）设立恭顺州，州治所驻该镇，隶元江军民府；嘉靖十二年（1533年），州治所移至他郎寨，今墨江县城。经百余年的经营治理，碧溪成为人文荟萃之地，教育文化颇为兴盛。尊父王子年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普洱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回墨江后，一直从事乡村小学教育，先后创立了水癸、坤勇、大竹溪及元江地米里等4所小学，毕业学生先后超过千人，不少成当地栋梁之材。1943年初，我未足周岁之时，父亲因病早年亡故。母亲孙存娣靠纺纱织布哺育我们姊妹3人，生活过得十分艰辛。
（一）求学简历
1949年9月，当共和国即将成立之时，我进入了碧溪区第一完全小学就读。随之而来的是狂风骤雨式的土改运动和镇压反革命，出身贫苦的我们，白天在校读书，夜晚参加土改工作队组织的儿童团，参加了许多革命斗争活动，如站岗放哨，开大会斗地主等等。至今虽已时过半个多世纪，但当年如火如荼的紧张生活，还记忆犹新。
1955年7月碧溪小学毕业，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墨江一中初中十四班，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中学时代。那时，年迈的母亲靠纺织为生，还供我和姐姐上中学，生活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常常利用星期天和两个假期做小工，如挑沙、拉砖瓦、割茅草、拓土基，几乎所有的杂活都干过。苦了一个假期，挣得几十块钱，不但交了学杂费和书籍费，剩余的有时还能添制一两件衣物。这种艰苦的日子度过了整个中学时代，不仅克服了种种困难，而且锻炼了我们坚忍的意志和品质。1958年7月初中毕业，9月考入墨江一中高中高三班学习。
1961年7月，在面对全国性的自然灾害，在饥饿艰苦的年代，我们高中毕业了。9月，我又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云南大学历史系。是年正是全党全国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之时，全国许多工矿企业都下马，各大学招收的学生也砍了一大半。我们高中毕业班五十几位同学，考上大学的只有12个，文科报考的十几位，只考上我一个!那是多么艰难的局面啊!诚然，我考上云大算是最幸运的一个了。我暗暗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负十年寒窗的艰辛!
1961年9月顺利进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学制5年，3年学基础课，2年学专业课，时分为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和民族史3个专业，因学习基础较好，我分在古代史专业，就兴趣而言，我十分喜爱云南民族史，因而常常去听我国著名学者方国瑜等民族史学教授的课，也抽空阅读了大量中国民族史志的经典著作，为后来从事民族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同时，由于个人的兴趣和专长，一进校就被调到云大学生会搞“三好报”等宣传工作，还常常兼任历史系及班上的宣传工作，这对我后来的工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锻炼和提高，都有极大的好处。1964年底至1965年8月，根据中共云南省委的指示和安排，云大历史、中文、外语等文科3个系的全体师生，前往大理白族自治州进行“四清”运动，我们班分在大理县经庄公社的几个村里。经过近一年的磨炼，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初步认识了当时的农村社会现状。1966年2月初，根据历史系的安排，我们班的全体同学及部分任课教师，又开赴蒙自县鸡街公社从事4个多月的社会调查，分别编写“村史”，贫下中农的“家史”和蒙自资本家兼大地主周伯斋的“罪恶发家史”。我与王彬和任课教师张瑞芳同编为一个组，撰写了贫农李富忠的“家史”，后编入《千仇万恨今朝报》一书中（历史系印行）。这根据当时的指示精神，就作为我们毕业生的毕业论文了。
1966年7月在我们即将毕业分配工作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上级指令我们留校“闹革命”，直到1968年9月才陆续分工。我原分配到云南日报工作，但由于当时的派性干扰，帮派势力阻挠我们云大分去的5人进报社工作，加上随之而来的“划线站队”，把我们全部打入基层，我被分到澄江县工作，在县革委政工组宣传报导组工作了两年后，于1971年10月才调回昆明铁路局，1973年参与创办铁路第三中学。1975年开始落实政策，经时任云南省委组织部长岳肖峡同志亲自批示同意后，于1976年7月1日正式调回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从事专业研究工作至今。
（二）治学简历
1977年初至1979年8月，我从云大历史研究所暂时抽调到省民委，参加“全国民族工作展览”筹备组，主要担负文字编辑及制版工作。筹备组由云南大学历史系、历史所、省博物馆、省民委等单位专家组成，老专家马曜、尤中等教授作为顾问进行指导。工作紧张而有序，经大家团结努力，1978年底在昆准备工作完成，我们迁至北京民族文化宫中进行布展工作，至1979年8月底，布展工作全部圆满完成，经国家民委专家组验收，同年10月1日正式展出，作为国庆30周年的重大献礼，云南馆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一等奖。该展出一直延续了多年，百万人参观，均赢得了各族群众和中外嘉宾的好评。通过此次展出活动，我也学到了许多民族史的知识，学术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1979年至1980年我参加了基诺族的识别调查工作。1979年1月，在昆明召开了凉山彝族奴隶制学术讨论会，与会单位有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四川省民委及下属民族研究所及云大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专家40余人。我应邀参加了该会的服务工作。会毕，上述单位的专家一行数十人，前往西双版纳基诺山对基诺人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民族识别工作的调查。1980年初又两次前往基诺山进行补充调查。回昆后，由历史所统一形成识别基诺人的专题报告，上报云南省民委、省政府并及时转报国家民委和国务院。同年底由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将基诺人定为基诺族，成为祖国大家庭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识别的单一民族。我除了参加基诺族的识别工作外，我以后又十上基诺山，对基诺族的社会历史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先后出版了《基诺族起义》、《基诺春秋》、《巴诗与米诗》等多部学术专著。
1980年秋，我应邀参加了在贵阳花溪召开的“文化大革命”后的首次全国民族学盛会，与会专家学者200余人。我在多次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写成了《试论基诺族农村公社的特点》学术论文，后经专家评审一致推荐给全国社科最高学术杂志《中国社会科学》。该杂志于1981年第3期全文发表，篇幅17万字。1982年4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英文版全文转载，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79年至1981年，为了完成历史所集体科研项目《云南少数民族》一书的编写出版工作，我先后3次走遍傣族、哈尼族、佤族、拉祜族和苦聪人等的主要聚居区，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负责编写了傣、哈尼、拉祜等3个民族的简史概况，为中外人士了解云南民族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书后多次再版印行并获奖。
1981年至1984年，为了深入研究傣族的起源和迁徙等世界性多年争议而尚未解决的学术难题，我先后4次深入思茅、西双版纳、玉溪、红河、文山、楚雄、大理、保山、德宏、临沧等地、市、州数十个县进行实地调查，并应用多学科进行对比研究的方法，初步得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并发表多篇有关傣—泰族源流考的学术论文，在中外学术研讨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1980年至1990年10年间，为了撰写聂耳等云南重要人物的历史传记，我先后走遍了云南的许多地方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查阅上百万字的历史档案材料，访问了当年的许多著名文化名人，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先后出版了《聂耳传》、并发表《卢梅贝起义》、《松溜·阿戛牟尼传略》、《白药大王曲焕章传》等人物传记，填补了云南史学该项目的空白。
1990年至2000年，应邀组织课题组，先后赴玉溪、曲靖、会泽等地，为云南烟草行业总结经验，先后编著出版了《云南玉溪卷烟厂发展史》、《全国百家企业调查——玉溪卷烟厂卷》、《云南会泽卷烟厂发展史》等学术著作。
2000年至2005年，承担了云南省委、省政府下达的几项重大课题，主要有《珠江经济带战略研究》、《云南农村脱贫战略研究》、《云南对外商贸战略研究》等，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和许多专家高度重视，并予很高的评价。
二 主要学术观点与学术成果
自1976年调回云南大学历史研究所专业从事学术研究，至今已整整30年了。主要从事以下工作：
（一）主要学术研究的领域
云南上古文化史的研究。主要内容有：人类起源及古人类文化传播研究；云南百越、百濮、氐羌三大古老族群起源及迁徙的研究；云南石器文化及青铜文化的研究；云南古滇人及其文化的研究；云南上古语言、文字、历法等古文化的研究；云南上古时代各民族原始宗教文化的研究等。
云南傣族起源及其迁徙的研究。历经10余年的时间，走遍云南凡有傣族居住过的地区，进行详实的考察，力求探明傣族、泰族的历史源流，回答国内外学者百余年来提出的各种问题，以求一个正确的答案，并探明傣—泰民族源流真实面貌，前后共写过10余篇学术论文。
傣、哈尼、拉祜等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为了参加《云南少数民族》一书的编写，先后对上述民族的历史文化作过较系统的考察。
基诺族社会历史的系统研究。自1978年至2003年，先后10次深入基诺山区，对其历史文化作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加上其他历史资料，进行综合对比研究，并得出了一批社会公认、好评的科研成果。
对云南重要历史人物的调查研究。在10余年的时间里，对人民音乐家聂耳、白药创制人曲焕章、哈尼族民族英雄多沙阿波、傣族佛教大师松溜·阿戛牟尼、基诺族起义领袖搓约等人物进行了实地调查、系统研究，最后形成《聂耳传》等一批科研成果。
对云南烟草企业文化的调查研究。应邀从1990年开始，先后到玉溪、曲靖、会泽等县市对玉烟企业、曲靖烟厂、会泽烟厂等烟草企业作过系统调查，并编辑出版了《玉溪卷烟厂发展史》等企业文化著作。
对云南民族宗教尤其是对傣族小乘佛教作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一批学术论文等科研成果，参加编写《宗教词典》（任继愈主编）等大型工具书，在学术界有积极影响。
（二）治学方法及理论指导
我们是在红旗下与新中国同步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未受过旧学的影响，无论从中学时代至大学时代，接受的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红色思想体系教育，无论从理论到实践，都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指导。在历史学的研究中，继承了我国优良的治学传统，即实事求是，秉笔直书。在治学的过程中，力求客观性、系统性、科学性，利用多学科对比研究的治学方法，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进行实事求是的探索，力求得出真理性的认识和经得住时间和历史检验的科学结论。有些问题，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的制约，目前尚难得出正确的答案，就留给后人再进一步探索，切忌假装，主观臆断，愚弄历史，误导后人。
（三）主要学术观点
1关于傣族源流的主要观点。
近百年来，有些西方学者利用片面的语言学等资料，认为傣—泰民族原起源中国北方，后因汉民族压迫南迁，迁至云南南部直至东南亚诸国，并认为南诏国是泰族建立的国家。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十分荒谬的。有的国内学者为了进行反驳，也片面地认为傣—泰民族自古就形成了今天的分布状况，即他们是当地的土著民族。本人经过多年的实地考察和多学科的即历史资料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方志学等多学科的对比研究认为：傣—泰民族源于中国古代南方的百越族群，傣泐、傣那两个主要支系，原聚居于昆明滇池直至滇西广大的江河湿热平坝地区，滇人就是其主要先民之一。自秦汉在西南设置郡县、中央王朝统一西南诸部以来，傣—泰先民便自北向南逐步迁徙，至明末清初，形成了今日的分布格局。现居于泰、缅、老等国的泰族、掸族和老族，应与中国的傣、壮民族同源，秦汉后逐渐南迁，与本地的部分土著先民融合而成。南诏、大理国时代，今洱海地区确有部分傣族先民的分布，但其主体统治民族当是彝族和白族，这是历史的事实。
2关于百濮、氐羌族群源流的观点。
在云南民族史学界，长期有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有的坚持土著说，而另一些学者则坚持南迁说，各有论据，长期对立。笔者根据史料记载，尤其是近年的考古发掘对新石器器物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百濮民族的后裔民族有佤、布朗和德昂族，他们都是云南最古老的土著民族，后逐渐向滇西南迁徙。氐羌族群的后裔民族众多，其中一部分属原居云南高原的土著民族，以新石器民族特征为证。但大多数部族则是从远古时代开始就从中国西北地区逐渐向云南迁徙来的，彝、白、哈尼、纳西、基诺、拉祜等民族的传说和诗歌中都可找到强有力的佐证。有的南迁后又与原有的土著民融合而成一个单一的民族共同体。
3关于基诺族社会形态的观点。
笔者经过10余次前往基诺山区的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后认为：基诺族同其他的氐羌民族一致，是秦汉以后逐渐从中国西北向滇南迁徙的，并非是某些人所坚持的“土著说”；其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农村公社阶段，并未进入成熟的阶级社会，更非奴隶制社会；20世纪40年初爆发的全民参加的基诺族起义，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国民党军队镇压，最后导致失败。这些观点都被学术界所普遍认同。
4关于聂耳等历史人物的重大影响的观点。
笔者先后撰写了聂耳、曲焕章、多沙阿波、松溜·阿戛牟尼等历史人物的传记，其特点是这些工作均填补了该项研究的空白，至今也是惟一的一份历史记述。尤其是聂耳传，他的作品和生平事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他鼓舞和教育了几代人，至今仍有重大的影响和意义。他在音乐界的重要地位，应以其作品对社会的重大影响来衡量，决不能单凭以作品数量和“水平”来低估。
5关于企业文化是企业灵魂的观点。
自1990年以来，笔者率领有关课题组，先后深入玉烟和会泽烟厂，应邀为该企业编写企业发展史，前后出版了3部书，这也是上述烟草企业最早的系统、全面的经验总结。在著作中鲜明地提出了要重视企业文化的总结和宣传，因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
6关于民族和谐论的观点。
1998年秋，云南人民出版社主要领导在昆明海埂组织部分学者召开约稿座谈会，会期一周，准备组稿出版云南民族文化丛书。笔者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在会上，我首先提出编写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应是民族和谐论。我经几十年的调研，发现云南虽然民族最多，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民族关系最好，相处最为和谐。这是云南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业绩，不但各民族之间和谐相处，而且各民族内部和谐相处，各民族家庭中男女老幼和谐相处，人类与大自然之间也是和谐相处。“和谐论”的提出，受到与会学者的首肯和赞赏，出版社的主要领导也欣然接受，作为出版该丛书的指导思想。
（四）主要学术成果
笔者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历史学、民族学和文化学3个领域，其主要学术成果如下：
其一，人类起源与云南古人类文化方面的成果。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云南古人类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云南的旧石器文化》、《云南民族关于人类起源的传说》、《云南新石器文化及族属特征》等多篇论文。
其二，关于研究云南历史地理及文化方面的科研成果。出版或发表的主要论文有：《论云南古代历史地理》、《论云南历史的分期》、《云南文化论》、《汉族入滇考》、《论云南古代的文化艺术》、《略论南诏社会经济形态的特点》、《关于〈四库全书〉的几个问题》、《论徐霞客游滇考察及明代云南社会》等。
其三，关于研究傣—泰族源流方面的科研成果。出版或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傣族源流考》（含中、英文版）、《傣族先民新石器文化遗址综述》、《再论傣掸泰等民族的源流及文化特征》等。
其四，关于研究傣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科研成果。发表或出版的主要论文有：《傣族的历史与文化》、《论西双版纳茫乃政权》、《论傣族农业文化》、《论滇越族属及其社会经济形态》、《泼水节源流考略》、《云南傣族土司制度考》、《西双版纳现代化建设战略研究》等。
其五，关于研究云南其他民族源流及历史文化方面的科研成果。已发表或出版的主要论文有：《论云南氐羌族系的源流》、《论云南百濮族系的源流》、《哈尼族的历史与文化》、《拉祜族的历史与文化》、《云南民族的早期文字与历法》等。
其六，关于研究基诺族社会历史方面的科研成果。已出版或发表的主要著述有：《基诺族起义》（专著），《基诺春秋》（专著）、《巴诗与米诗》、《基诺族起义调查报告》等4部；发表论文有：《试论基诺族农村公社的特点》、《基诺族的历史与文化》、《基诺族的刀耕火种》、《基诺族父系家庭公社调查研究》、《基诺族起义的特点和意义》等。
其七，关于研究云南民族宗教及社会习俗方面的科研成果。已发表或出版的主要论文有：《论云南古代的宗教和原始崇拜》、《傣族小乘佛教概论》、《小乘佛教对傣族文化的影响》、《云南民族原始婚姻形态残余》、《基诺族的婚姻形态考察》、《拉祜族的殉情事件研究》等。
其八，关于研究云南历史人物的传记成果。已出版的主要人物传记有：《聂耳传》（30万字）；已发表的传记有：《白药大王曲焕章》、《哈尼族民族英雄——卢梅贝（多沙阿波）》、《傣族佛教大师——松溜·阿戛牟尼》等。
其九，关于研究当前云南社会经济问题的课题成果。已出版或专家论证通过的主要课题有：《云南农村脱贫对策研究》、《西部大开发云南各民族整体发展战略研究》、《珠江经济带对外开放研究》、《珠江经济带社会发展研究》、《云南对外商贸研究》等。其中，珠江经济带课题是由笔者首先提出上报省委、省政府，经批准实施后又被国务院列入西部大开发计划之中。
其十，关于提出“和谐论”的理论成果。于1998年初在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约稿编丛书座谈会上，我提出了“云南民族和谐论”的观点，受到大会采纳，并作为编辑“云南民族文化丛书”的指导思想。“和谐论”的提出，具有理论的创新意义和指导意义。同时也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其十一，关于研究企业文化的学术成果。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有：《云南玉溪卷烟厂发展史》、《全国百家企业调查——玉溪卷烟厂卷》、《云南会泽卷烟厂发展史》等。
此外还出版了《民族历史文化论》、《云南上古文化史》等12部学术专著。
三 主要学术影响和社会评价
（一）基诺族研究的学术影响和社会评价
在我从事专业学术研究的30年时间里，将近有1/4的时间对基诺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从1978年底开始参加基诺人民族识别，至21世纪初，先后10次上西双版纳基诺山进行专题调查，出版了《基诺族起义》、《基诺春秋》和《巴诗与米诗》等4部学术专著，论文10余篇，全部论著超过40万字。其中，《基诺族起义》和《基诺族起义调查报告》，填补了该项目研究的空白，至今仍是该项惟一的出版专著。西双版纳州志和景洪市（县）志，关于基诺族起义方面的叙述，全部采用上述著作的材料和观点，为基诺族历史留下了一部可贵的信史。同时，自己关于基诺族源流和社会形态等方面的学术成果，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尤其《试论基诺族农村公社的特点》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中英文版先后发表后，在中外学术界引起了重大反响，美国著名学者史蒂芬·多尔等先后从美国、香港中文大学等处发来贺电，表示热烈的祝贺；中国社科院于1982年初召开专题座谈会，特邀前往参加并予奖励，返回昆明后省社科院也授予二等奖。关于对基诺族研究的主要观点，被学术界广泛认同，并多次入编重要的学术论文集公开出版发行。
（二）关于傣—泰族源流研究的学术影响和社会评价
傣—泰民族的源流及迁徙问题，100多年来，一直被国际学术界所重视，然而又是分歧严重的重大课题，观点纷纭，莫衷一是，没有定论。从1980年开始，多次深入我国长江流域数十省、云南凡有傣族世居的地、州、市、县进行全面的学术专题考察，也先后3次分赴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等东南亚诸国进行专题考察，并长期从历史文献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方志学等多学科对比研究，发表了《傣族源流考》等多篇学术论文，先后参加了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进行专题发言，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国内10余家学术机构将笔者上述论文收编入集，公开出版发行，泰国《星暹日报》等报刊杂志连续转载，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阅后给予很高评价。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著名傣学家宋蜀华教授指出：“这样的研究，是有意义和有助于问题的解决的”。
（三）关于《聂耳传》的学术影响和社会评价
聂耳是我国著名的人民音乐家，云南人民忠诚的儿子，在他短暂的一生里，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富的音乐作品。笔者怀着对聂耳的深厚感情和由衷的敬佩，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用长达10年的时间对其素材进行系统搜集、整理，后又分赴北京、上海等地，寻访数十位文化名人和音乐家，查阅上百万字的档案材料，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于1991年4月完成了《聂耳传》的撰写工作，于1992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聂耳传》的出版发行，在国内外音乐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上海音乐出版社在该书“内容提要”里指出：“这是我国出版的叙述伟大的人民音乐家聂耳生平的第一部历史传记。材料翔实，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同时，又充满学者的严谨分析和深刻哲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三十年代初的文化斗争史，又是一本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该书由著名的文学大师夏衍先生代写序言，对聂耳的历史贡献和该书的宣传工作，给予很好的评价。将聂耳喻为“永生的海燕”。该书在出版发行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在全国销售一空。《聂耳传》1994年获云南省政府三等奖。
（四）关于《云南上古文化史》的学术影响和社会评价
《云南上古文化史》（全书25万字，2002年9月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原云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张鑫昌教授在《评审意见》中指出：“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材料入手，凡经、史、子、集、古、今人著述以及考古材料等，均广泛寻检，详为收集，悉心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严加考辨，认真研究，写成了一部凡17章数十万字的洋洋大作。是书上起人类形成的一二百万年前，下迄秦代。纵论云南上古文化的发生发展，横及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全方位地把云南上古文化历史展示给读者，并深刻揭示其发展规律。回答了云南上古文化的内涵、特点、民族源流、生产方式、经济发展水平、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历代政治设置，以及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诸多人们关注的问题。是书，实事求是，客观公允，内容丰富，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依据充分，论述深入透辟，发前人之所未发，颇有新意，极富创见。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是一部系统性、理论性、学术性、现实性俱强的著作，也是迄今为止国内研究云南上古文化的第一部专著，属填补空白之作，也是进行民族团结、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另是书在写作上亦颇具章法，结构严谨，条理清晰，文从字顺，技巧娴熟，也是应予肯定的。”（见张鑫昌教授对《云南上古文化史》的评审意见），云南大学原《思想战线》杂志主编、秦家华研究员指出：“王懿之同志的《云南上古文化史》最大特点就在于对云南各民族的上古文化作了系统研究，以大量的材料说明云南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我们认识云南民族文化这一宝贵财富提供了历史的参照，可以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它的古朴与厚重，它的发展历程，它的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这对于当今各民族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如何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如何发展民族文化产业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全书注重材料的丰富性，可以说是云南上古文化研究中一部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学术专著。”（见秦家华研究员对《云南上古文化史》的评审意见，云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五）关于《珠江经济带课题研究》的学术影响和社会评价
2001年9月，笔者经征得九三学社云南省委的批准同意，代表九三学社云南省委联合云南省政府研究室，一并向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报告，建议将《珠江经济带研究》列为云南省重点课题，并联合广东、广西、贵州凡珠江流经省、自治区一同参与合作研究，对珠江经济带进行系统开发，促进各有关省区的综合发展。此报告，得到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尽快批复，并尽快成立了课题领导小组，联合昆明、曲靖、玉溪、红河、文山等地州一同合作进行。经分工，笔者代表九三云南省委课题组承担了《珠江经济带对外开放研究》和《珠江经济带社会发展研究》两大课题（全部计9个课题）。在全面、系统进行调研的基础上，于2002年4月15日两项课题顺利完成，全部计75万字，并经过省级专家评审验收。是年9月，在曲靖市召开了首届“珠江经济带研究”课题研讨会，与会专家来自国务院7个部委办局及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40余个单位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负责同志与会指导，并对笔者首先提出“珠江经济带”这一科学概念和命题，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项“理论创新，对珠江流域及西部大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研究价值”。并当场决定将此课题列为国务院西部大开发的重点课题之一。
（六）关于对《西部大开发云南各民族整体发展战略研究》的学术影响及社会评价
本课题于2004年5月30日完成，共分“走跨越式发展之路”等6部分，计57万字。此为云南省社科院院级重点课题。经省级专家评审组评审认为，该课题文稿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观点鲜明、正确，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二是本课题经过长期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因此得出的观点和对策是符合云南实际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三是本课题提出的许多建议和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想法比较吻合，具有实用性和超前性，具有应用价值和普遍性。本课题评审组组长、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杨福泉研究员指出：“该课题结合省情和地州市情，提出了不少切合实际的宏观观点和看法，对进一步在西部大开发中云南各民族整体发展战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课题研究及其成果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七）关于《云南对外商贸研究》的学术影响及社会评价
该课题是由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下达的省级重点课题，笔者代表九三学社云南省委参与竞选被选中，经一年多努力调研，于2004年5月10日顺利完成，经省级专家组评审，得到很高评价和充分肯定，由省委统战部正式通过验收。评审组专家在“评审意见”中指出：“课题组经一年多的调研，深入昆明、玉溪、曲靖、红河、文山、思茅、西双版纳等地州及到省商务厅、省经委、省计委、省统计局等单位进行实地调查和查阅资料，为宏观把握、深入研究云南对外商贸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其二，课题组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从而发现有关带规律性的认识，提出了诸多重要问题；其三，该课题组用大量的篇幅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措施和建议，合计称为十大对策。这些都是具有切实可行的现实指导意义的。”此课题原文长达73万字，经专家建议，缩写成5千字的缩写本，一是作为九三学社云南省委给省政协的提案，二是分送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参阅。此举受到多位领导的重视，并下达省商贸厅存阅、参考。
（八）关于《民族历史文化论》的学术影响和社会评价
《民族历史文化论》是笔者多年从事学术研究的一部论文集，计72万字，全书由“古代历史文化篇”、“傣族历史文化篇”、“基诺族历史文化篇”和“其他民族历史文化篇”4卷组成，2000年6月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的出版，广泛受到学术界的欢迎和积极评价，许多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都要去参阅，并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评价。在学术界也有广泛的影响，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云南大学李埏教授指出：“纵观懿之对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我以为它有以下特点：其一，于前人未曾涉足过的领域，作出开拓性研究，如滇南近现代以来爆发的基诺族起义、卢梅贝起义等，是颇具特色，颇有意义的民族起义，但在云南史学研究中却是空白。懿之经过艰苦的实地考察，最后形成的《基诺族起义》等专著成果，是很有贡献的。其二，对国内外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课题加以研究，并有所突破。例如有关傣—泰掸民族的源流，10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懿之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化人类学等多方面进行综合的对比研究，相继发表了初论、再论傣—泰掸民族源流的文章，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三，重视实地调查，采用多学科对比研究、综合研究的方法，力求获得新的成果。懿之不满足于汉文记载的文献史料，30余年来他先后数十次深入云南各地及东南亚诸国，进行民族历史文化的实地调查，他的许多专著及论文就是在此基础上经潜心研究而撰写出来的。如为了撰写好《聂耳传》，他远至北京、天津、上海采访数十位聂耳生前友好，查阅上海20世纪30年代数百万字的档案材料。这一切说明他做学问的刻苦与踏实。”“他是我们史学界的生力军。”（见《民族历史文化论·序言》）。
四 治学格言
研究好历史并不容易，要取得成就更是困难!须从纷繁、复杂而近乎迷离混沌的历史陈迹中，梳理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来，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历史是位庄严神圣的母亲，她不让实用者随意打扮，更不许无智之徒的篡改和中伤!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对人民负责秉笔直书，这才是一个真正史学家应有的品格!
研究历史，没有坦途，只能在崎岖的小道上攀登。有时，还要在逆境中拼搏、苦斗!太史公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历来如此，岂有它哉!
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人的可贵在敢于坚持真理!科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揭示真理!真理好比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
必要的条件，鼓足的干劲，勤奋的工作，严谨的作风和坚忍不拔的毅力，这是科学研究成功的前提!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笑谈功名如粪土，永攀高峰求真理。
（责任编辑：温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