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我在《哲学文化学》一书出版之际，应责任编辑之约，在该书的勒口上写了一个简单的作者介绍。介绍的结尾是这样几句话，“人生信条是：勤于调查，勤于思考，勤于笔耕，甘心作一粒铺路的沙子而利于别人继续前行。”6年以后的2003年，我已经退休。回首26年间我的学术经历，我还是深深感到，自己就像是这源远流长、曲折坎坷的理论探索大道上一粒不起眼的铺路沙子。这粒沙子，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光泽，但在中国理论的路基上却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我为能成为这样一粒沙子而无怨无悔。
一 成长环境和学术经历
我生长在云南省东南部一个边远而古旧的小城——广南，家里基本上是种田的，但父亲先是建水邮电局的电报员，后来回家当了小学教员。广南是一个壮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现在有总人口约75万，其中60％左右是少数民族，仅壮族就不下30万人。我家是汉族，但有不少亲戚朋友是壮族。我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哲学思想》一书所收录的自己的文章中，描写我从小就看到的真实情景说：广南县城坐落在县境中部的一片平缓丘陵上，四周是一圈圈层层叠叠的山峰，状似荷花的一层层花瓣，而这座古老的小城便位居花心，因而被称为“莲城”。“每逢赶街天或年节假日，壮、苗等少数民族的青年男女便穿上崭新的衣裙，佩上盛装服饰，从那花瓣似的山背后涌入县城，在从事了简单原始的交易活动之后，便分男女一伙伙地来到县城西北风景如画的莲湖畔，或是坐到一条名叫‘八大河’的小河边，甚至就蹲挤在青石板铺成的狭窄街道的‘二滴水’屋檐下，开始悠长而抒情的对歌活动，一缕缕轻柔、脆亮的民歌旋律便缭绕在小城上空。为此，广南从一些来采风的音乐工作者口里获得了‘壮乡歌海’的美誉。”《我的哲学思想》，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9页。这样的生长环境，对我后来的一些研究不无影响。当然，除了少数民族聚居地之外，广南还是滇东南地区惟一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积淀，是清末文学家方玉润和著名革命诗人柯仲平的故乡。
我18岁那年，考取了云南大学外语系，离开了故乡。经过4年学习，于1964年毕业。在安宁农村搞了一年的“四清”之后，我被留在安宁第一中学任教，教过英语、语文、政治等课程。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开招考研究人员，我被录取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一开始，筹办《云南社会科学》杂志，当了7年编辑，负责哲学、政治学等栏目。虽然我对理论书籍历来很感兴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读了不少书，但我深知自己“先天不足”，于是下决心再次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的所有篇目，深入学习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一系列新的思想理论观点，广泛涉猎了中外哲学、美学、文化学著作。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美学观点，并开始在全国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这段时间，我在学术上主要致力于对美学问题的研究，在各类杂志上发表美学论文数十篇，还为后来陆续出版的《自然美与人》、《中国山水审美》、《云南民族文化与审美》、《芊盆清韵》等美学专著积累了素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7年，我调到哲学研究所工作，任副所长，随即参加了全国哲学学会组织、由刘蔚华担任主编的《世界哲学家词典》的编辑和写作。按照分工，我担任副主编，负责西方哲学家部分。在这期间，我在继续进行美学研究的同时，逐渐转向文化学研究，并与省委宣传部企业宣传处合作，专门研究云南企业文化建设问题，逐渐产生了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学的设想，并申报、承担了相应的省级课题。1991年，执笔写成并出版《从遮羞板到漆齿文身——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文化巡礼》一书。1993年2月主编并出版《企业文化建设理论及其在云南的实践》一书，后来又编了续篇。1995年，我独立承担的省级“哲学文化学研究”课题如期完成并通过专家鉴定。1997年，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了《哲学文化学》一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的文化学观点。
1989年以后，省委批复决定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同时，为了澄清一些理论是非，省委宣传部成立了理论研究写作小组，抽调我参加理论研究写作小组工作。1991年，理论研究小组工作告一段落，我奉调负责筹建马列研究所，当年马列所正式成立。1994年，省委宣传部批复成立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由我担任中心主任兼马列所所长。从那以后，我的主要学术研究及相关活动，便转到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研究和宣传上，并用相关理论为云南的改革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服务。在围绕“邓小平理论研究系列”丛书写作的同时，对各种现实重大理论问题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及时、系统的研究，在报刊上发表了上百篇文章，被聘请参加省委理论宣讲团和辅导组，参与了省委组织的各种专题的理论宣讲工作。仅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就宣讲了上百场，听众达数万人次。1997年6月与省纪委合作，由我当任副主编的《走向廉洁——反腐倡廉机制研究》一书获省政府一等奖；1998年6月主编并出版了《邓小平社会主义论》一书，同年完成并发表《邓小平理论与云南社会稳定》专题研究。此外，还到云南锡业公司、云天化集团公司等企业，安宁、马龙、砚山、华坪、凤庆、维西等县作过系统调查并推出了相应的成果，为企业和地方的现实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
二 在人与对象的关系中探求美的奥秘
在美学界，学者们对美学研究的切入点，各不相同。我在进行美学研究的过程中，是从了解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历史，从人类劳动发展和意识起源的过程开始的。对此，我对世界原始社会史、中国原始社会史，对各种史前考古材料和文化遗存，对原始民族调查及其有关著述具有浓厚的兴趣，甚至还留心宇宙演变史、生物进化论，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等书。一句话，我的美学研究从对人类有关历史的了解和对原始文化的剖析中开始起步，运用的方法也就基本上是一种“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通过历史的考察和逻辑的分析，我得到的第一个结论是：美是一种社会存在方式。这就是说，第一，美只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未进入人类视野的纯客观自然界无所谓美丑；第二，美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随着人类实践和认识的发展而产生，而丰富的；第三，人和对象及其审美关系的丰富性，决定了美的丰富多样性。对此，历史上的一些学者，如达尔文，曾经认为动物也有美感。其实，他们只是用人的心理摩摸动物的心理罢了。对于动物为什么会具有斑斓的色彩这种“美”的原因，恩格斯曾说：“这些颜色只能从物理的力、和化学的因素来说明。但是总不能否认，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变得更少被它们的敌人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1页。连达尔文自己也承认这种“美”是自然选择造成的，而不是“美的考虑”造成的：“就绝大多数的动物而论，这种对美的鉴赏，就我们见识所及，只限于对异性的吸引这一方面的作用，而不及其它。”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6页。这就说明，美只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具体地存在于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中，随着审美关系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审美关系构成的各个方面的具体情形不同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
由于明确了自己的美学是一种“关系美学”，我在《自然美与人》一书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就专门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及其演变，把这种关系按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划分为自然关系、实践关系、认识关系、恐惧与崇拜关系和审美关系五种形态。正是在对自然的不断实践和认识中，才得以产生出人和外部世界更高一级的关系，包括审美关系。这就是说，在劳动实践中积累了一定形式美感的人，对自己的实践对象和认识对象具有了审美态度，不但用真和善的标准来进行判断，而且用美的标准来作出评价，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产品、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伙伴、劳动场所，乃至作为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原始自然物，这才相应地具有了审美价值，才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美。可见，只有在人和对象的审美关系中，才探求得到美的奥秘。当然，用“关系”来说明“美”学术史上早就大有人在，这就是“美在关系”的传统美学观点和流派。我在《关系美学的历史考察》一文中，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狄得罗、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对有关“关系”的论述进行了分析比较，指出黑格尔以前学者们所说的关系，或者只是对象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安排关系，或者只是对象和周边环境的关系，而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主体——客体”论述中所强调的，却是人和对象在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审美关系。因此，我又得到这样的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从美的现实出发，吸收并改造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在美学理论领域引起了革命性的变革，为建立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美学’开辟了道路。”《江淮论坛》，1985年第6期，第56页。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美学，就是以“人和外部世界的审美关系”为核心的“关系美学”。这就是我在长期探索后得出的关于‘关系美学’的基本观点。
在明确了美的奥秘所在，认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的情况下，为了对自己的观点进一步作出论证，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6年第1期发表了《从原始自然美论美的本质》一文，着重考察了美学中三对既具有联系，又具有区别的范畴；并借以进一步说明审美关系中美的发生、美的实现和美的本质的具体情形。这三对范畴就是：审美对象和美的对象：潜在的美和现实的美；人的本质力量在审美关系中的对象化和合乎美的规律的对象化。对于美的发生来说，弄清楚审美对象和美的对象这两个范畴是关键。成为审美对象，是判断一个东西美不美的前提；确定一个东西是美的对象，是审美判断的结果。以自然物为例，只有作为审美对象才可能成为美的对象。社会生活中的美，都有一个实现过程。要了解美的实现过程，就必须分清潜在的美和现实的美。客观存在的色彩、线条、轮廓、比例、安排、声音、节奏、动态、行为等形象要素，是美的基础，但若是没有成为人的审美对象，没有引起人的美感愉悦，他们还不是一种现实的美，因而只是一种潜在的美。因此，美是客观的，又必须是社会的，具有潜在的美的属性的对象、具有审美感受能力的人、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美的实现的三个基本要素，缺一而不可。对于美的本质，不少学者引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说法来定义。对此，我是基本同意的。但是，我认为这样做不够精细和确切，失之空泛。所谓人的本质力量，是人的本质在各种社会关系即人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多层次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总称。从美的发生和实现的实际出发，我在文章中提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在审美关系中的对象化和合乎美的规律的对象化”这样两个范畴来说明美的本质。因为美既是客观的、社会的，它就具有自己的规律，具有“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和人的“内在的尺度”，因而美必须是合乎美的规律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而不是一般的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向翔：《从原始自然美论美的本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这篇文章的论述，引起了美学界的关注。《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一书，对该文评论说：“向翔这篇论文是80年代美学讨论中云南学者取得的最好成果，也是真正产生全国性影响的论文。”陈友康、罗家湘：《20世纪云南人文科学学术史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页。
在上述关于美学的宏观构架之内，我也研究了关于现实的美的一些较为微观的问题，并将其作为自己美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一，全面研究了美的基本特征，指出美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美的形象性和感染性，其他特征都是从这两个基本特征派生出来的。形象性是美的客观基础和物质载体，因而是美的首要特征；感染性是人和对象审美关系的直接体现，是判断美丑的标志，因而是美的本质特征。其二，从马克思关于“两个尺度”的论述出发，探讨了美的规律问题。由于美是一种社会存在方式，美的规律也就是一种社会历史规律，既具有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又具有离不开社会和人的需要的目的性和主体性。其三，从“具有审美感受能力的人是审美关系三要素之一”的认识出发，研究了美感的层次、特征问题，把美感区分为审美感知、美感愉悦、审美意识三个主要层次，其特征是直觉性与理智性的统一、情感性与功利性的统一、能动性与被动性的统一、差异性与共通性的统一。其四，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有关论述入手，通过他对“意识、无意识、前意识”的心理结构和“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的划分，探讨美的动力问题，认为弗洛伊德的美学是一种“原欲动力学美学”，他的文艺学是一种“无意识表现说”的文艺学。其五，围绕自己的美学观点，探讨了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辑刊》、《社会科学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论美的模糊性及其与美学科学化的关系》、《〈资本论〉对美学研究的启示》、《试论美学研究的三维方法结构》等文章。
在进行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我还把触觉伸进了实用美学和部门美学的领域。1997年7月，出版了《中国山水审美》一书。我认为，在高新科技迅猛发展、人的思想空前活跃的今天，各种综合性、边缘性学科层出不穷，仅地理学就有什么自然地理学、地质地理学、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等。那么，可不可以有一门“审美地理学”呢?从审美的角度，研究各种地理现象和自然遗产的特征及其给人的感受，探求其间规律性的东西，科学评点其审美价值，借以丰富美学研究的实证内容，给人以自然审美的有关教育，提高人们的山水审美水平和情趣……这就是写作《中国山水审美》一书的初衷和价值所在。1997年11月，我写成并出版了一本《盆景美学》的小册子，这其实是对自然审美和山水审美研究的继续，从不同方面说明了我对艺术化了的山水自然——盆景所包含着的美学内涵的了解。在出版时，根据出版社的意见，书名改为《芊盆清韵——中国盆景艺术创作与欣赏》。1994年12月出版的《云南民族文化与审美》一书，最初是应北京大学杨辛教授之约而写的，准备作为“美的创造丛书”的一种，得到过杨辛教授的指导，后来这套丛书因故搁浅，只好在云南出版。这本书是我把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与审美发生学结合起来研究的一个尝试，从多个方面审视了少数民族文化中具有审美起源意义的相关材料，并给以必要的理论阐释。晨光出版社社长崔寒韦教授在为本书写的《序》中说：“这本书在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大量查阅历史记载和前人调查的基础上，对人类审美发生的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考，从原始生产生活的折光、原始自然崇拜的足痕、宗教祭祀活动的需要、恋爱和婚姻、人体美的展示、追求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综合影响等方面，探讨了审美的起源和各种原始表现。并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群众审美成果的介绍，对审美的发生发展作了印证。”《云南民族文化与审美》，晨光出版社1994年版，崔寒韦：《序》。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各种审美现象进行探索，了解其深刻内涵及其在美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价值，是我多年的兴趣所在。在写作《云南民族文化与审美》之后，我还参与了张文勋先生主编的《滇文化与民族审美》一书的写作，承担了对云南碑刻、壁画、书法艺术的审美价值的研究。2005年，在杨寿川教授主编的《云南特色文化》一书中，承担了“云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一章，用“在多姿多彩中蕴藏丰富内涵”的结论性意见，概括了云南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审美价值。类似的研究，可能还将继续下去。
三 在“哲学文化学”的框架内思考文化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到对文化问题的思索和文化学的研究上。在较广泛地了解了历史上的文化学流派、大量阅读了一些文化学著作之后发现，现有的经典性文化学著作大都是西方学者写的，其立论基础各种各样，学术思想观点也五花八门，与我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有一定距离。这样，我就产生了在阶段中国的文化学研究中，应该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化学的设想。而且，这样的文化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经过近5年的广泛阅读、反复思索和不辍笔耕，我于1995年11月终于写成《哲学文化学》一书，并于1997年正式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关于文化问题的全部思考的结晶，是我对文化问题的理论认识的集中概括和独特诠释。
这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正像书名所标示的一样，它是一本从哲学角度思考并写成的文化学著作。对此，我在本书《后记》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长期反复的思考中我逐渐认识到，从一个个实证领域入手深入研究文化学问题固然十分必要；许多文化人类学家也都是这样做的，但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从哲学角度来把握文化整体似乎也不可缺少，尤其是从文化学上百年研究的实际和当代文化学研究的需要来看，这样的把握更是不该再忽视。”这段话虽说是写完书稿的当时即席写下来的，但它的确是我构思本书和写作过程中一直抱定的宗旨。正因为如此，在必要的绪论之后，本书选择从文化的发生、文化的社会扩展和文化的传承积累谈起。而对文化的发生，又从人和自然的关系谈起，从自然的人化和人对自然的超越谈起，从文化发生的契机——劳动谈起……从这一点看，我的文化学思想，与我的美学思想有某些共同之处。其实，审美正是人类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之一。
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学体系。本书的现有体系曾经过反复思考，多方征求意见，除第一章“绪论”之外，其基本构架为4个板块：第一板块为第二~第六章，是“文化起源——本质论”，开宗明义研究文化的发生、文化的社会扩展、文化的传承和积累、文化的本质、文化的特征等问题，最终提出“文化是人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活动及其成果”的观点；第二板块为第七~第八章，是“文化结构——功能论”，从物质生活文化、制度管理文化、行为习俗文化、精神意识文化等几个层次探讨文化的结构，从提供生活环境、满足多种需要，全面系统地培育文化新人，维护社会结构、形成社会自控，构建民族心理、塑造民族精神等几个方面，阐释了文化的系统功能；第三板块为第九~第十五章，是“文化发展规律论”，试图探讨一定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文化发展的心理动力、文化的自身发展规律、文化的圈层与变迁、文化传播与文化选择、文化的分化与融合、文化的传统与更新等涉及文化发展的规律性问题；第四板块为第十六~第十八章，是“文化更新——建设论”，既然涉及建设论，就写得实一些，探讨了文化的价值判断、文化发展的历史主流和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等问题。一本书的写作体系，是由作者的研究和思考决定的，自然很难判断其优劣。对本书所展现的上述体系，受出版社之托为本书写《序》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祖德就说得很客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作者的设计都是颇为全面的，对文化学的研究和拓展都有所启发。的确，在现在这个设计的基础上，真正要建立起一门‘哲学文化学’，其内容是应该再丰富一些，还是应该再精炼一些，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以求得更广泛的共识和认同。”《哲学文化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7年版，罗祖德：《序》。他的评论，可以说是相当客观和公允的。
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是对文化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作者的一些新的理解和观点。比如对文化发展的心理动力问题，大多数文化学著作都一笔带过，本书却作为专章论述，并从人生需要的不断升级、社会的教育和规范迫力、自我实现的愿望和追求、原欲能量的转移和升华等几方面作出论述，探讨了推进文化发展不同层次的内在心理动力。对文化发展的规律，不少论著和文章都提到了，但对文化发展的规律究竟应该如何提炼概括，至今没有定论。本书明确提出了4条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多因素决定和多类型发展规律、渐进积累和突变飞跃交替规律、整一和杂多对立统一规律、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互换互进规律。从世界范围文化发展的历史和文化的现实状况看，这4条的确在文化发展演变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从而是我们在实践中必须遵循的规律。按照相当流行的相对文化论的观点，不同的文化只有类型和特点的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先进落后之别。在审视不同民族的文化现象时，这一观点是很具有说服力的。但是，从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观点看，人类的文化又的确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今天的人类文化和几千年以前的人类文化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本书持发展变化的观点，并提出了文化的价值判断的标准问题，在批判和扬弃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这两种不良倾向的基础上，肯定了文化的效率判断、道德判断和历史实践判断的标准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了神灵宗教文化、皇权政治文化、经济技术文化和人格完善文化是人类社会经历过的几种主流文化，进一步证明文化的不断进步。“文化的价值判断”第一章，作者曾作为论文提交全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并获得优秀论文二等奖。
《哲学文化学》出版并在全国发行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不少人询问购书的地点，甚至有吉林的学者打来电话交换意见。罗祖德教授对这本书作了这样的评价：“若干年来，我国曾几度兴起文化研究的热潮，对民族传统和引进创新的关系、对中西方在认识和行为上的差异，甚至对每一个社会现象的展现，人们都想从文化上问个究竟，几乎到了言必称文化的地步。究其实，这是社会改革和观念转型期常常伴随或接踵而来的必然。但是，在这一股股文化热中，稍加留心便可发现，人们热心谈论的只是一般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而真正从一定的理论深度，从人的认识和实践，从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来探究文化的本质和规律的论说并不太多。有鉴于此，《哲学文化学》一书的出版，正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哲学文化学》，上海科学普级出版社1997年版，罗祖德：《序》。这段话是很有见地的，说得十分中肯。
可以说，我对文化问题的理解和进一步研究，都是在这样的基础和框架下进行的。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上，我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学观点。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问题、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建设问题、对和谐文化建设问题的研究，我都没有脱离这个基础和框架。在这些方面；我于1998年发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一文，2005年参与设计写作《三江腹地的傈僳文化王国维西》一书，2006年发表《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层次结构和核心内涵》一文。
四 用“与时俱进”精神致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1994年年底，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成立。从那以后，我的研究也集中到对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中来。为了适应当今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回答时代发展和新的实践提出的挑战，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党中央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并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形势的飞速发展，无疑给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赋予了艰巨的任务。为了适应这一需要，研究工作也应该坚持与时俱进。2003年，我在《学术探索》第3期上发表了《与时俱进：理论研究的生命》一文，提出了“理论研究和变化着的实践密不可分，新理论一定要从新的实际出发，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与时俱进是理论研究的生命，与时俱进的关键在于创新”的观点。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了我的想法和追求。
在与时俱进精神的指导下，我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坚持了这样几种做法：
第一，每一种新的思想观点提出来，我自己都力求从总体上对其进行把握，了解这一思想观点提出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把握其基本的构架和要求。1998年6月，我担任主编并组织本所同志共同写作的《邓小平社会主义论》一书出版，我为该书设计的框架包括这样的内容：邓小平社会主义论形成的历史条件、邓小平社会主义论的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邓小平论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从这样的设计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全面理解和基本把握。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根据自己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写了《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与实践》一文，并于2001年发表于《云南社会科学》第1期。文章分为三个大部分。即：“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现实针对性，当好“三个代表”的现实要求，实践“三个代表”思想的几个环节。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现实针对性，我从“我们党面临着新的国际斗争和社会主义挫折的考验、我们党面临着特殊情况下执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考验、我们党还面临着党的自身建设的考验”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对当好“三个代表”的现实要求，我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三个方面，分别论证了全党应该如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努力，真正做到党中央提出的要求，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我认为要紧紧抓住四个环节：首先要认真学习和领会，“三个代表”思想的有关论述；其次要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保持我们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和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再次，按照“三个代表”思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深化“三讲”成果；最后，把“三个代表”作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向翔主编：《邓小平社会主义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这表明了我在刚开始学习阶段，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种总体把握。
第二，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和专业特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专题中进行某些方面较为深入的研究，推出一批具有一定深度和社会影响的成果。长期以来，我从事的是哲学、美学、文化学研究，后来是因工作需要才转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来的。因此，我在研究工作中注意发挥自己的优势，力求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新的见解，推出有一定新意和深度的成果。早在1987年，我写的《论新干部的个性心理结构》一文就被中共中央组织部选中，到洛阳参加了中央组织部召开的理论讨论会。1991年，我的文章《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给党的建设提出来的新课题》被中央几部委选中，到北京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及学术讨论会。1995年，我的《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问题》一文，被第二届邓小平理论讨论会选中，应邀到北京出席会议。2004年，《邓小平“两手抓”的指导方针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文，被中共中央组织部选中，应邀到广安参加纪念邓小平100周年诞辰理论讨论会。这些文章都收入了中央有关单位编辑的论文集，被多家媒体转载。
第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向，在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努力为云南的改革开放和地方发展服务，为现实服务。前面已经讲过，我在从事理论研究的同时，参与了省委宣传部等单位组织的大量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参加了省委组织的宣讲团和理论辅导组，宣讲中央提出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论，参与了若干理论讨论会的筹备和论文编选，从而坚持理论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现实服务的方向。除了进行大量的中央精神和有关理论问题宣讲之外，有三件事值得一提：其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推出为基层、为地方发展服务的成果。《企业文化建设理论及其在云南的实践》一书，就是在深入云南一些大型厂矿调研后写成的，出版后也主要在企业推广发行。我还参与了全国百家企业调查，到过云锡公司、云天化公司、云南铜业集团等调查，并写成了有关的成果。还与安宁、马龙、砚山、华坪等县合作，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安宁发展史》、《马龙县情与发展》、《砚山发展研究》、《建一个云南的温州》等著作（担任主编）。其二，参与了大量的干部学习材料和理论辅导材料的编写工作。先后参与编辑写作的材料有《哲学与信仰》、《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问答》、《文明公民教育读本》、《公民道德规范读本》、《当代中国理论问题是非辨》、《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云南》等书籍。其三，在与“法轮功”邪教的斗争中，参加省委组织的专家工作小组，坚持教育大多数的原则，深入监舍和基层，作了大量的教育转化工作。后来，承担了有关部门交给的任务和课题研究，主编并推出了《反迷信反邪教教育读本》和《云南：破解“法轮功”》两本书，作为云南省各级工作人员和相关干警的学习参考材料，在实际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2003年，我按国家规定办理了退休，学术生涯却似乎还没有最后画上句号。回首26年来走过的道路，感慨自然良多。苏轼有一首理趣诗说得好：“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过去的成果都已经成为过去，但愿我这颗铺路的砂粒，能永远埋在理论大道的路基上。在祖国灿烂的阳光下，不求它会发出什么偶尔的闪光，但却愿它能够扎扎实实地增添这路基的几分坚实和硬度。
（责任编辑：温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