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基扎实是杨学政老师的藏语名字，意思是坚硬的石头，据说母亲为他取名时希望他的生命若磐石般顽强，这朴素的愿望便如祈福的歌诀般庇佑着杨老师已过花甲却依旧硬朗的身板。然而，在我们晚辈看来这坚硬的磐石与其象征着顽强的生命，不如说是杨老师在学术道路上不断探索、锐意进取的精神如磐石般坚毅。
很多时候我们惊讶，如杨老师般治学严谨的老学究竟然多才多艺、能歌善舞还精通多种民族语言。毋需讶异，只感叹比传奇还要传奇的是他的经历。
1975年担任文工团编剧的杨老师随着马帮，沿金沙江准备将丰富的文艺演出送入田间地头。金沙江如天堑般纵贯滇西，江边的羊肠小道有时只能侧身通过，脚下的石子随时被踢入滚滚的江水中，空谷中只有那江水的咆哮声与马儿疲惫的驼铃声。就在人困马顿之时，突地一声马嘶，叫得人魂飞魄散。一匹驮着演出道具的马儿被撵着悬崖边儿的小路吓得不敢上前，惊恐之下将背上驮着的道具统统甩入江里。这惊魂一刻深深地烙在了杨老师的记忆里，“都在鬼门关口走了一遭，人生还有什么好怕的呢”，估计杨老师这敢闯敢拼的性格也是这会儿练就的吧~前期这些广泛的基层经历和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都酝酿成为杨老师学术道路上一笔宝贵财富。
7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调查永宁母系制家庭婚姻的时候，找到精通藏、白、普米、摩梭等六种民族语言的杨老师担任翻译。经过一段时间实地调查的训练和对民族宗教理论的熟悉，杨老师渐渐对民族宗教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兴趣的指引下杨老师步行几十里到四川木里县，调查“巴丁赖姆”女神崇拜，并在1982年的《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文章《藏族、普米族、摩梭人的女神崇拜》，1983年相继发表了《普米族的汗归教》让全国乃至世界都认识了滇西的原始宗教，文章受到任继愈先生的赞赏。80年代初能够就个案案例研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上的学者，应该说是凤毛麟角。研究成果引起了云南省社科院相关专家学者和领导们的重视，1984年底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就发函给杨老师，希望他能够加入云南社会科学院宗教学的研究队伍，为云南省的宗教研究作出更多贡献。在1985年初，杨老师正式调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成为其中的一份子。
有着藏族血统、生长在藏区，自然对藏传佛教有着更加深刻的认识。杨老师对云南藏区的研究也有较高造诣，曾撰写《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的藏传佛教》，是国内外第一本系统探索中国滇、川、藏交界地区的藏族、纳西族、摩梭人和普米族藏传佛教的专著。在第一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的时候，中心主任多吉才旦多次邀请杨老师参加中国藏学中心的学术研讨会议。之后，杨老师还作为学者代表参加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藏学》杂志举办的第一届中国藏学优秀文章的评委。
杨老师嗜酒，还爱发点“民族脾气”，尤其三杯下肚之后眼神更加炯炯，虽少了些儒雅气，但显尽了他带领宗教所研究队伍在学术王国里遨游时掌舵者的气魄，真所谓纵横书山学者风骨，弄潮学海舵手气度!担任宗教所所长以来，杨老师从全局出发平衡省内各种宗教当时的研究现状，以突出区域研究特色为重心，对云南现有宗教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研究，相继主编了《云南宗教文化研究丛书》、《中国原始宗教百科全书》、《云南宗教知识丛书》、《中国原始宗教图文丛书》、《云南宗教系列专史》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在云南，在中国西南，甚至在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研究领域里，都位居前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不为官，不为商，只为民！”杨老师谈到自己治学准则时语气铿锵。身为一名学者，杨老师时刻记得自己的使命。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宗教研究的某些方面，时而有些“过敏”，因此把握中立的研究态度，既为国家政策方针的制定奠定基础，同时体现广大信教群众的诉求就显得尤为重要。
真正的学者思想随着生命延续，岗位上的退休仅仅是社会角色的转变。在面对等待探索的学术世界，一纸退休书没有将他追求学术的道路劈成两半，杨老师宝刀未老！退休以后杨老师主要精力将投入到云南宗教学会和省委统战部宗教理论研究基地两方面的建设，从宗教对和谐社会构建的积极性、各宗教内部的和谐构建、宗教与党政部门的和谐关系几方面入手，增进云南宗教研究的现实意义。
看到年轻人的来访，杨老师的笑声格外爽朗，时而会语重心长地说“年轻人做宗教研究要淡泊名利、甘于清贫能做冷板凳”，但眼神中仍然有掩饰不住的期盼。因为，杨老师打从心底的期望云南宗教研究队伍发展壮大，也希望自己曾经所做的基础研究能够为年轻人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
1985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正式成立，杨老师便是宗教所的创始人之一，从宗教所的建立、壮大并成为云南省宗教研究的领头羊，杨老师倾注了毕生心血，他见证了宗教所的发展，也见证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腾飞！
（责任编辑：沈宗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