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1941年7月26日出生在丽江市古城区黄山村一个纳西族农民家庭里，1959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学制5年，在校时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历史专业基础知识，主要着重学习中国少数民族史志及民族学科理论，曾听过翦伯赞、翁独健、吴晗、林耀华等名家学术讲座，还曾到北京郊区回族村镇和四川阿坝州藏族地区实习，注意学习和收集纳西族资料，曾手抄方国瑜教授《麽些（纳西）民族考》。
1964年毕业后，分在楚雄彝族自治州禄丰县，从事文教、宣传工作，经历了“四清”、“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但从未放弃专业研究。比较注意到回、彝、苗、傈僳族村寨调查，以及文物碑刻和文献的收集，曾编写过《新编禄丰县志》（内印稿）和《恐龙之乡——禄丰风物录》等书。
1980年考入刚组建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先后任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室副主任、民族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务，先后评为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等职称，并先后兼任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和民族理论学会理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副会长、云南民族学会会长等10多个职务，先后到过云南各个民族地区以及川、黔、桂、海南、甘、青、藏、新、内蒙、吉林等省区进行民族调查，并到过加拿大、日本、泰国、越南以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考察，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省社科重点项目和省社科院多个课题。
26年来，我主要从事民族学科和民族发展问题研究，而重点是纳西族历史文化研究。
二
我专业研究学术领域和工作分述如下：
（一）纳西族研究
1注重基础性研究，收集整理了纳西族资料、目录（索引）以及编辑出版了各种文集。
通过长期的田野考察和大量的文献检索工作，撰写和编辑了《纳西族史》（与和志武合著）、《纳西族文化史》（载李德洙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纳西族文化大观》（主编）、《东巴文化论集》（合编）、《东巴文化论》（合编）、《纳西族研究论文集》（主编）、《丽江建设文化强县的理性思考》（本人撰写）、《中国民族人口·纳西族人口》（参著）、《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纳西族卷》（主编）、《中国民族文字与书法宝典·纳西族》（本人编撰）、《中国民族民间文学·纳西族文学》（本人撰写）、《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2、3辑）等13部（种）共400多万字。
我在中央民族学院读书时，对清末张之洞《书目答问》十分感兴趣，后又购买了纪晓岚编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收书目3470种，我国文献一目了然，目录学和索引乃是学术研究入门的钥匙，这个工作是苦一人利百人的好事。我曾参编或主编了大量供他人检索的纳西族研究书目和资料索引，如《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目录提要·纳西族卷》、《纳西东巴文化要籍及传承概览》、《纳西族研究资料索引》等，同时在《纳西族史》、《东巴文化论集》等书后面都附有相关索引，这些也产生了相当好的影响，如《纳西研究资料索引》是1983年印的油印本，当时主要供《纳西族文学史》编委会，他们认为该书极大便利了搜集资料工作，省社科院、云南大学以及四川学者纷纷索要，200册迅速送完。
2为了承先启后，彰显前辈业绩，整理出版纳西族前辈遗著方面作了一些工作。
纳西族文化能有今天，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奋斗的结果，我们有责任承先启后。
方国瑜教授是“南中泰斗”，我评述介绍过其巨著《纳西象形文字谱》，还写了1985年在丽江为其立的墓志铭。协助整理出版了周汝诚先生《纳西族历史编年》、《永宁见闻录》著作。
洛克代表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我参与了编校，该书终于在1999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李霖灿一生研究纳西东巴文化，不幸于1999年年初去世后，8月26日在昆明召开了缅怀李霖灿及纳西族前辈座谈会，策划出版和编校了其著作《纳西象形标音文字字典》，并写了《出版缘起》，评价了李霖灿对东巴文化的贡献。
2003年我参与和编校了周善甫遗著《大道之行》及纪念文集《风雅儒者》，并参与主持召开“纪念文化名人周善甫先生及学术讨论会”，又于2004年2月2日在丽江召开了座谈会，我发表了《〈大道之行〉对国学的新探索》。
和万宝先生是纳西族智者，1996年6月15日去世后，他留下来21本笔记本，我通过多年整理，并筹集经费，于2004年出版了《守住精神家园——纳西文化笔记》，产生了较好影响。我写了序言《一位智者的选择：论语+东巴文化+电脑+共产党宣言》。2005年2月21日在丽江召开了出版座谈会。
李群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但一生坎坷，曾被称为是“云南的潘汉年”，应该为其革命者高风亮节、学者儒家风范、书法家丹心古风树碑立传，经过多年曲折，2002年我请著名历史学家谢本书撰写并出版了《枫叶如丹——李群杰生平概述》并召开了庆祝李老90华诞及该书出版座谈会。我应李老之请，为该书写了序。还曾在2001年《李群杰文集》座谈会上，以李老人格魅力为题发了言。
3主撰《纳西族史》，力图理清纳西族发展历史线索，“构建了更为完整、系统的历史体系，把从远古时期至近现代的纳西族形成和发展历史，实实在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史金波）
早在1962年，我曾朝夕披览方老《麽些民族考》，立下步方老后尘，治族史志向，但毕业后，运动迭起，直到1980年，进入云南社科院历史所，住处与方老同院，早晚请教，从此广泛收集资料。恰恰在1984年召开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遇见四川民族出版社社长李峰铭先生，他约我与和志武老师撰《纳西族史》，该书列为云南省社科院“七五”重点科研项目。耗费了10年心血，1992年初打印出初稿，5月12日专家评审鉴定认为：“《纳西族史》全稿约50万字，是近几年纳西族研究的重点成果，在民族问题五套丛书《纳西族简史》和早年方国瑜先生《麽些民族考》的基础上又大大向前进了一步。”《纳西族简史》原主编王宏道教授认为“该书无论从体例结构，内容分量，还是学术价值，都比简史大大前进了一步。”有关评论还认为，该书以社会发展的时间为经，以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为纬，涉及了纳西族的地理分布与研究方法，分章叙述了远古、汉、唐、宋、元、明、清和近现代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状态，结构完整，资料翔实。
该书从学术角度，在坚持中华历史发展整体观，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目前提下，理清楚了纳西族历史发展线索，对纳西族历史一些重要问题：如历史上称谓与支系问题、古代西南“夷”系集团和纳西族源问题、白狼夷及其歌诗问题、唐代东蛮族属和“麽些蛮”活动、木氏土司贡献问题、滇川土司问题，以及东巴教形成与苯教传入问题，都作了探索。
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史金波教授认为该书“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关于纳西族历史系统而丰富的知识，而且形成了本书的风格和特点；如《纳西族史》作者坚持史学著作的规范，这一点可称为‘史实’；作者十分尊重他人的劳动，注意不淹没前人成果，认真学习前贤的长处，这一点可谓‘论实’；《纳西族史》内容厚实而不自矜，多有新见而不张扬，这一突出之处可谓‘文实’。”
出版该书的四川民族出版社认为是“里程碑式”著作，该书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1996年丽江县文化局作出全县文化系统职工认真学习该书的决定。1994年初版2500册，1999年又经修订再版。1996年该书获云南省政府优秀社科著作一等奖。但我认为《纳西族史》还需修改、补充，准备再出第三版。
4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几千年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足迹中，以及古今中外民族兴衰比较研究中，对纳西族一些文化问题进行系统的多角度探索研究，提出了一些观点。
我在深思纳西族为什么能在滇、川、藏交界的横断山脉夹缝中，在周围强大的民族夹缝中生存延续?纳西族文化为什么能在强势外来文化千百年冲击而未失去自己文化核心特征?
40多年前，我在北京听过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教授讲课，1963年读到他写的《内蒙古访古》，当年他应邀考察呼伦贝尔草原后，认为历史上呼伦贝尔是各个游牧民族的摇篮，在那里成长壮大，梳妆打扮。尔后到内蒙古大草原表演，威壮雄壮，结果匆匆西去，成为历史过客。1999年7月我到呼伦贝尔也是思考这个问题，它的东面是连绵起伏的大小兴安岭森林、西边也是一望无垠的大草原，“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以后又读到1946年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研究日本文化模式的《菊花与刀》，并3次赴日考察，感到19世纪末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实现了社会转型，进入列强行列；20世纪中叶又成功实现了战后转型，成为经济大国，这与日本独特国民心理和文化模式有关。在此启发下，我提出以下一些观点：
（1）独特的纳西族心理素质及其变更因素。一是强烈的民族自识性和民族意识；二是内向性和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三是向上进取心和热衷于学习先进文化的精神；四是深沉谨慎、质朴厚重的性格和为人；五是兼收并蓄和信而不笃的宗教观。当然，心理素质是其共同文化的表现，有较长期的稳定和独立性，但受地域和社会变迁影响，有不同程度地域和时代变异。
（2）独特的纳西族处理各种关系的文化模式。一是亲近大自然，善于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大自然视为人类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二是和合共居，善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人和才能生存；三是善于处理民族关系，与周围民族友好通婚；四是历史上主动搞好与中央王朝政府关系，接受封赏和统治；五是顺应历史潮流，社会转型快。
（3）独特的纳西文化本质特征。一是热衷于学习汉民族等的先进文化，同时坚守自己的古老的文化传统：二是接受主流意识，但有相对传统的影响民族社会行为的心理素质；三是思想开放，对各种宗教采取了兼收并蓄，信而不笃的态度；四是逐步建立了本民族的中心城市——丽江古城，成为民族文化传承场；五是在处理本民族和外来文化关系上，吸收融合，重组新的文化系统。
（4）独特的具有内在联系的纳西族文化体系。它包括：由价值观、文化精神、心理素质等构成的民族文化观念层；由语言文字、经济生活、文化发展、民族共存共荣等构成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文化层；由文化传统、道德、行为构成的民族行为文化层。
（5）纳西族在许多相关文化圈交接点上的特殊地位。纳西族在历史上因其独特地理位置起到特殊作用，唐代，纳西族地区是吐蕃、南诏和唐王朝逐鹿之地，明代又是藏传佛教南传、内地汉传佛教北传的交汇地，两者都到丽江为止，近代又是连接滇藏文化的茶马古道的纽带；从宗教学来讲，东巴教正处于自发多神教与人为一神教过渡中；从文字学来说，东巴文字从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转变之中；从语言学来说，纳西语正处在羌语支与彝语支分界点上。
（6）纳西族3种文化类型的划分。一是以三坝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主导型：较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宗教上笃信东巴教；婚姻上确立一夫一妻制，但婚前的社交自由，生活古朴，死后火化；二是以永宁为代表的吸收变迁型：受藏传佛教影响大；保留走婚制，但土司家庭又是娶妻生子。当前，旅游的发展，价值观察审美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三是以原丽江县为代表的开放容纳型，从明代以来，木氏土司采取开放政策，对各种宗教采取包容态度，但各种宗教均不能主宰纳西族思想和行为方式；吸收外来文化，但又未失去本民族文化特征，丽江古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便是其文化成功延续的范例。
5为增强纳西语和东巴文化的活力，在进行深入调研基础上，在小学试点传承民族文化。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问题特别专家组”报告发出了预警信号：“尽管目前世界上仍存在大约6000种语言，但其中的许多语言都面临灭绝的危险，因此对这些语言进行记录，制订新的主动型政策，以及采取新的措施来增强这些语言的活力，已是当务之急。”
鉴于丽江古城纳西族小学生70%已失去了母语，如白龙潭小学570个纳西族学生，只有110人还会说母语，仅占19％。纳西族先后用象形文——东巴字书写了上千卷古籍，现已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但现在会释读这些古籍的人已寥若晨星，因此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传承纳西母语和东巴文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1）曾先后到滇、川、藏交界纳西族地区，调查东巴教和东巴现状，写出《东巴教的派和现状》，为人们提供东巴教现实生存状况。
（2）先后编辑《东巴文化论集》、《东巴文论》于1985年、1991年出版，并重印多次，广泛宣传东巴文化内涵及其学术价值、东巴文化构成层次等。
（3）积极协助召开东巴达巴座谈会（1983年）、丽江首届、第二届东巴文化艺术节学术会（1999年、2003年），并参与会议前期筹备编论文提要，会后编文集工作。
（4）从1999年开始在黄山小学办东巴文化教学试点班，先后有3批学生毕业，为进行传承教育编写了《纳西谚语》、《东巴象形文》、《纳西文化诵读本》、《纳西族母语和东巴文化传承读本》（共3册）等教材。为搞好这些工作，创办了东巴文化传习院。
通过多年努力，这些工作得到了丽江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认可。2003年1月丽江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决定在全县推广学习纳西母语和东巴文化工作。原大研镇16个小学和其他乡镇已开设了有关课程。
（二）民族问题和民族学科研究
1从世界范围的广度、中华民族历史深度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主编了《论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探索民族问题发展规律。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分裂为许多民族国家，诚如法国学者所言，这是“无法走出民族问题的死胡同”的结果。中东、南亚地区也是民族纷争乃至流血冲突不断。民族问题具有世界普遍性，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民族问题仍然存在。为此我们申报了社科基金课题，深入到全国主要民族地区调研，查考文献，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民族问题的由来，以及当前民族区域自治、经济和人口生态、教育、传统文化、民族关系等方面存在问题，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特别强调了民族表层文化淡化同时，民族意识增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全新的民族问题，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矛盾和冲突将由浅入深、由此及彼，并形成持续的文化震荡等特点，并提出了民族问题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这个成果，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文精认为对当代我国民族问题“作了很好的探索”，“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观点，这是我国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2在编写综合性、普及性中国或云南民族史志的同时，对民族社会发展一些专题进行了探索研究。
20多年来，先后参编过《云南省志·民族志》、《云南少数民族》（修订本）、《云南少数民族政治制度史》、《中华民族知识通览》、《中国民族》、《中国民族概论》等知识性或综合性图书，介绍了中国各民族今日状况和文化。同时，对一些专题进行较深入研究。
如对商品经济与民族发展也作出多角度研究，发表过《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生产发展类型及其标准》。对民族教育、民族文化问题，也写出《走出双向流失沼泽，实现民族教育决策观的转变》，《民族文化类型及其现代化调适》、《云南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研究》、《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研究文章。最近几年，还写过《论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毛泽东与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从“真正民族平等”到“真正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以及在省委领导出席的纪念《民族区域自治》颁布实施20周年纪念会上发表了自己对自治法和民族问题看法。
3对民族学科建设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中国民族学会上和《云南社会科学》、《民族学研究》上发表过《世纪之交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我国民族学“本土化”及其未来》等文章。
在1997年撰写的《世纪之交民族学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总结了20世纪中国民族学“本土化”的坎坷历程，分析了21世纪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民族面临的课题，并指出中国民族学的前途系于社会学术环境的造就、社会对它的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功能——任重而道远。中国民族学应从自己特征出发，抓好学科建设是本位——“回到民族学”的具体建议，相信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地位21世纪会大大提高，并将成为一门显学，成为一门基础学科，在社会科学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该文得到了中国民族学会秘书长何星亮博士的肯定。
4在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前提下，提出了各民族应加强文化自觉性，要认真对待文化选择问题。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文化自觉”是时代的要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前提下，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应有“自知之明”，应当通过自身的文化个性来回应外来文化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
曾多次到云南考察的著名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学要为世界文化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出贡献。这就意味着民族学应当探讨文化的自我认识、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世界多元化之间的共生理念以及达到“天下大同”的途径。
对于中国人来说，追求“天人合一”为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这一“和”的观念成为处理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在与异民族相处时，把这种“和”的理念置于具体的民族关系之中，出现了“和而不同”的理念。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
联系费孝通提出的这些极其重要观点，我们领悟到面临世界上文化传播潮流应有的选择：
建立求同存异、“多元一体”文化关系。
建构汇聚与共、“和而不同”的文化秩序。
树立“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包容心态。
确立“自知之明”、“文化自觉”的主体意识。
我相信，云南各民族将为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文化选择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民族学研究所和云南民族学会管理工作
民族学研究所自1984年成立起，我先后担任副所长、所长，一直至2001年，长达17年，提出科研人员要做到“熟悉一个民族，联系一个地区，研究一个专题”的方针，全所先后承担过20多项国家、省、院重点项目，出版过60多种科研著作，培养了彝、白、哈尼、藏、苗、瑶、景颇、纳西、拉祜、独龙、布朗等10多个少数民族科研人员。编辑出版过《民族学与现代化》、《民族学》1985～1997、2000~2001年各期。
云南省民族学会自1989年成立以来，我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协助组建了彝、白、哈尼、傣、壮、苗、回、傈僳、佤、拉祜、纳西、藏、景颇、瑶、怒、布依、满、蒙古、德昂、普米、独龙、布朗和阿昌族等23个民族研究委员会，召开了各种学术讨论会。
我反复宣传民间组织同政府、企业构成现代社会三元，政府职能是管理，企业是流通与经营，民间组织是服务，民族学会是社团，有很大发展空间，与地方政府有关系的是“关心不干扰，支持不包办，做事不谋利”。
2002年云南民族学会评为云南省社科联先进学会，2004年被评为优秀学会，2006年被评为全省优秀社科集体，2003年我被选为省社科联第三届常务委员。
三
在云南省社科院领导和党组的具体帮助和民族学所大家的支持下，我在民族学所的工作和民族学研究取得了一点成绩，但党和政府却给予很高的荣誉：
1988年我获得了国务院颁发的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1996年评为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纳西族史》获得云南省第四次优秀社科著作一等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目录提要·纳西族卷》获得云南省第八次优秀社科著作一等奖。《云南省志·民族志》获得第七次优秀社科著作二等奖。
2005年5月获日本经济新闻社亚洲文化奖。
四
我大学毕业后，经16年在基层工作，38岁时又能从事民族研究是幸运的，能把自己喜爱的专业——纳西学研究当作自己的职业是幸福的。
回顾60年纳西文化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
（一）从文化自观到民族自识阶段（20世纪40年代）
已故民族学家黄惠焜教授曾说“纳西族可贵之处在于有一批学者能自观文化。”苏格拉底留给后世的名言是“认识你自己”，纳西族代表人物方国瑜教授，在20世纪40年代，他通过调查，写了《麽些（纳西）民族考》，指出纳西族是存在了两千年的古老民族并有自己的象形文字及其文献。
（二）从文化自觉到民族自立阶段（20世纪80年代）
费孝通曾说过，“对自己文化有自知文明和对未来的认识”，这方面以纳西族智者和万宝先生为代表，1981年他创建了东巴文化研究所，1983年他主持召开了丽江东巴（达巴）座谈会，正式确立了东巴的文化地位、对今后东巴古籍列为世界记忆名录起了奠基作用。
（三）从文化自觉到民族自强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有个学者说“文化是民族的根本性标志”，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丽江召开了两次国际东巴文化学术讨论会，三个（文化、自然、记忆）遗产申报成功，最近又提出了“文化立市”的战略。
这是纳西文化所走过的道路，这也是我研究纳西文化的学术背景，换言之，就是说有很好的学术环境和社会需求，我的一点贡献应归功于社会，归功于父老乡亲。我曾受第一阶段代表人物方国瑜教授指点，并参与第二、第三个阶段工作，能为民族文化作一点贡献是高兴的。
我的治学格言是：做学问，要甘于寂寞，为民族，要敢于呐喊。
（责任编辑：温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