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3～16日，“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化新时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务实合作”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南亚东南亚智库论坛”在昆明举办，共有来自18个国家的300余名政要、智库代表、企业代表、媒体代表参加了论坛。论坛期间，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族药学重点学科骨干，重庆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王张副研究员就印度的传统医药及中印医药合作方面的问题接受了论坛宣传报道组的采访。

　　
重庆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王张副研究员  李月/摄

　　问题一：印度是一个医药大国，是全球制药业输出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印度的传统医学主要有哪些？

　　王张：印度全球制药业输出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15～2016财年，印度的医药出口额同比增长11.4%，达到129.1亿美元。印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国：约占全球仿制药出口总量的20%。印度的传统医药主要有以下几个，阿育吠陀(Ayurveda)、尤纳尼(Unani)、锡达(Siddha)、瑜伽(Yoga)，其中，最经典的是阿育吠陀，最著名的是瑜伽，瑜伽传播到中国后，我们大多数人都把它当作一种健身，一项修身、养性的运动，但其实它是印度的传统医学。

　　问题二：印度传统医药与我国的传统医药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王张：印度和中国的传统医药都是以植物药为主，符合传统医学的一般规律。在印度传统医药的药物运用中，87%的药物都是植物药，动物药的运用相当少，我们发现的有两味，如蜂蜜、牛奶，这些都是动物的副产品，这应该与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主张不杀生有关。

　　问题三：中国和印度在传统医药方面开展了哪些合作？

　　王张：在古代，中印两国的医药合作非常紧密。比如，公元前3～4世纪，印度的医学名著《阿育吠陀》就传到了藏区，藏族人民结合自己本地的传统医学编著了《四部医典》。在古代，印度和西藏地区的交往非常频繁，佛教传入西藏，在这个过程中，中医也受到了印度医药的影响。唐朝，很多印度僧人到中国传播佛教，同时传入了《阿育吠陀》的内容。比如，我们中医有两个案例，一是金针拔障术(治疗白内障)，很早就由印度传到了中国;另一个是“三勒浆”，在唐朝时由印度传到中国，当时很流行，但后来慢慢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近些年来，重庆中医药大学的老师把它重新挖掘出来，开发为一种抗疲劳的口服液——“三勒浆”，主要是用于考试人群，销售额最高达到了1个亿。

　　藏医和印度传统医药的交流是最多的，其实是蒙医，中医相对来说要少一点。近代以来交往还比较多，但受两国关系的影响，有一段时间基本停滞了。现代的医学交流慢慢在发展，许多印度青年到中国来留学，学习中国的现代医学，因为中国的医学教育的成本比美国要低。

　　问题四：您认为，在传统医药方面，中印之间的合作存在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王张：存在的问题：首先是中国长期忽视印度的医学，对印度的医学否定过多。其次，中国的中医界对印度医学重视不够。欧美国家、日本、韩国都在研究中医，我们也要学习，研究周边国家的医学。开展对印度传统医药的系统研究，包括的医学理论、传统医学和药学的管理模式的学习及医药专著的翻译。再次，要推进中国的传统医药的企业走进印度，其产品要进入印度以及其他南亚国家市场。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气候和中国南方的气候很相似。“藿香正气”能够解暑祛湿，对于外感暑湿引起的发热、胸闷、腹胀、吐泻都有良好的效果，在南亚、东南亚地区都会有很好的市场前景。另外，中国需要对瑜伽进行专业化和规范化的管理。瑜伽在印度是医学，在中国，对瑜伽行业的管理建议分两步走，大众化的瑜伽运动培训，需要采用持证上岗;医学化的瑜伽，需要完成相关的学习培训、考试要纳入医疗体系管理范畴，执业资格证不能随意发放。要提高大众对传统医药的认可度。

　　问题五：印度对传统医药的认可度如何?

　　王张：在全世界传统医药发展最好的目前是中国，不仅仅是我们中医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比较完善，我们的药品的标准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名列前列的。另外，中国对少数民族医学也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也非常快。在印度，民众对传统医学的重视程度并不高，还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但随着对传统医药学的发掘，民众会越来越了解，也越来越认可。

　　专家简介：

　　王张，重庆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生导师。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族药学重点学科骨干，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后备)骨干，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的科研分会常务理事/教育分会理事/药用资源分会理事，2014年度民族医药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申请实用新型专利5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4项，《中国民族药辞典》(编委兼学术秘书)、《藏药药理学》(副主编)。

　　(采访、整理：孙喜勤   审核：王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