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秦至汉魏六朝时期，对亚洲象的认知经历了从先秦两汉零散、模糊、象征化的碎片状态，向六朝时期系统化、结构化、多维化知识谱系形态的转型。这一知识谱系的生成，得益于“异物志”这一新型知识载体，其以“分条列事”的编纂方式、实证化的描述方法和多维度的观察视角，对亚洲象的性状生理、生态分布、利用技术与文化意涵进行了系统性记述。同时，通过文本间的互文性引用与后世类书的经典化汇编，一个稳定、持续的知识传承链条得以建立，标志着亚洲象知识逐渐成为中国具有内在延续性认知体系的内容之一。剖析汉魏六朝“异物志”中亚洲象知识谱系的生成机制与结构特征，旨在揭示中古时期中国古代动物认知从零散化、象征化向系统化、科学化转型的内在逻辑，反映其在中国古代动物认知史及知识体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独特价值。

　　作者：马颖娜，女，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云南地方史、历史地理学研究。

　　引言

　　知识谱系视野下的亚洲象认知研究

　　知识谱系研究致力于追踪某一知识领域在历史进程中的演变脉络，曾经那些零散而经验性的认知片段，如何逐渐生长、链接并最终定型为兼具内在逻辑与层次结构的系统性知识网络。该视角聚焦于知识如何通过“层累”方式逐渐生成，文本载体如何走向专业化，认知方法如何经历范式转换，以及知识如何在共同体中传承并被经典化。这一研究路径，不仅对历史文献进行简单梳理，而且能更深入地剖析古代知识体系的内在结构与演变动力，为理解知识形成的深层机制提供有力的分析工具。

　　亚洲象(Elephas maximus)，作为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动物，其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形象与认知历经了漫长的嬗变，其关乎贡赋、礼仪、边疆想象与生态认知——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关键物种。既有研究多集中于亚洲象的历史地理分布变迁、文化象征意涵、贡赋制度或其在具体礼仪场合中的运用，但关于“象知识”的生产、书写与传承，及其知识形态从碎片到谱系的转型过程，目前研究仍显不足。汉魏六朝时期，恰是中国古代博物学与地理书写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以《异物志》《南州异物志》等为代表的一类专门记述边疆地区“异物”的著作大量涌现，形成了独特的书写传统。正是在这些文本中，亚洲象首次摆脱了此前文献中碎片化、点缀性的存在，被以一种相对系统、细致、追求实证的方式加以记述，从而完成了其知识形态的一次关键性“谱系化”建构。

　　因此，本文旨在梳理汉魏六朝“异物志”类文献中关于亚洲象的知识是如何实现从“前谱系”的碎片状态，向“谱系化”的系统认知转型的，这一知识谱系具体呈现出怎样的结构，其得以生成与固化的文本机制与传承路径又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能够深化人们对亚洲象认知史的理解，更能以之为个案，管窥中古时期中国古代专门知识领域系统化、结构化生成的一般性逻辑。

﹝明﹞王圻、王思义编集：《三才图会》(全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204页。

 

　　一、谱系生成的前奏：先秦至两汉亚洲象知识的碎片化形态

　　在知识谱系的视野下，任何系统化认知结构的形成，必有其前期的、非系统化的知识累积阶段作为基础与对照。汉魏六朝时期关于亚洲象知识谱系的系统建构，并非凭空而生，其根植于先秦至两汉漫长历史时期内逐渐形成的、尚属零散且依赖特定语境的认知碎片。这一“前谱系”形态，是理解此后知识转型的逻辑起点。先秦至西汉时期，受观察条件、知识兴趣与文本传统导向影响，关于“象”的认知尚未形成以客观描述为核心的独立知识体系。相反，其呈现方式深深地镶嵌于物质交换记录、政治伦理叙事与地理方物的附属性书写之中，呈现出“局部化”与“抽象化”的特征。所谓“局部化”，指象往往仅以其最具交换价值的身体部位(如象牙之“齿”)进入文献记载，其完整的生物形象处于隐匿状态;而“抽象化”，则指象因遥远而不可接触，常常被抽离其自然属性，被书写者定义为承载道德训诫、政治隐喻或边疆想象的文化符号。系统性的形状描述、生态关联与利用知识在这一阶段尚告阙如，知识的传递表现为偶然的、点状的记录。深入剖析这一碎片化形态的具体表现与生成机制，不仅能清晰地勾勒出六朝知识谱系得以萌发的基底，亦能鲜明地反衬出此后知识生产范式转型的深度与意义。

　　（一）“以齿代象”：先秦象认知的局部化与抽象性

　　在先秦文献中，“象”多用“齿”代之，是用以朝贡的“贵重之物”，这时候的象还是局部，其全貌未被记录。《尚书·禹贡》记载：“淮海惟扬州。……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篠荡，齿革羽毛惟木”，又载“荆及衡阳惟荆州。……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扬州荆州地区，州内各地都有贡品，其中主要的贡品就有鸟羽、牛尾、象牙、犀牛皮等物品。《管子·轻重乙》记载齐桓公问管子：“皮、干、筋、角、竹箭、羽毛、齿革不足，为此有道乎?”管子认为只能让物价高低不固定来解决这些物品不足的问题。《周礼·职方氏》记载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地图，了解天下各地的土地物产，“正南曰荆州，……其利丹、银、齿、革”。荆州盛产丹砂、银、象牙、皮革等物产。《国语·晋语四》有“楚成王以周礼享重耳”，随后成王向重耳索要回报时，公子答曰：“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旄齿革，则君地生焉。”重耳的意思是鸟羽、旄牛尾、象牙、牛皮这些珍贵的物品都产自楚国。在这一历史阶段，象是以珍贵物品的形象出现在历史场景中的。

　　同时，象还多以人名、地名或者伦理符号的形式存在，其形象高度抽象化、象征化，缺乏动物学意义上的特征描述。《孟子·万章上》记载：“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此处“象”为舜之弟，借其“至不仁”的性格反衬舜的仁德。其名称虽为“象”，却非动物，仅是纳入儒家政治伦理论述框架中的符号。至于“象”被封于“有庳”，自孟子提出之后，学界对“有庳”做了诸多考证，大致在今天湖南南部一带，因此“象”成为先秦时代南方边地的象征性统治者。此类叙述将“象”置于政治伦理的框架中，赋予其“恶”与“被教化”的象征意义，反映出先秦时期中原文化对南方世界的模糊认知。由于地理阻隔与政治边界的限制，中原士人对热带地区的大象缺乏直观经验，象只能通过或局部记录，或政治隐喻的形式留存于文本记录中。

　　（二）“南越献驯象”：秦汉时期象认知的初步转型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与疆域向南方的持续延伸，极大地改变了中原与岭南等地的关系。郡县制的推行、交通的开辟以及人员的流动，使得关于象的直接或间接信息有所增加，其知识形态开始从政治象征向地理实体与自然之物缓慢转型。

　　秦汉时期对象的空间分布开始出现明确记载。《汉书·地理志》提到象出现在粤地，“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其中包括“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等南方诸地，“多犀、象、玳瑁、珠玑”等物，这里不仅指出了象的存在区域，更将其与犀牛、玳瑁等物产并列，使其在帝国地理知识体系中获得了相对清晰的空间定位。象开始从飘渺的“南方异物”概念，落实为特定行政区域内的自然资源。而且，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来自边地域外的奇珍异兽逐渐输入。《汉书·武帝纪》载“南越献驯象”，象成为边地贡献给中央王朝的礼物被记录在史书中，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这就让“象”从遥远传说时代的模糊碎片，变成更为清晰可感触的自然之物。

　　同时，象知识的生产过程中还出现了基于理性辨析去神秘化的认知尝试。东汉王充在《论衡·书虚》中驳斥“舜葬苍梧，象为之耕”的传说时认为：“考实之，殆虚言也。实者，苍梧多象之地，会稽众鸟所居。……象自蹈土，鸟自食苹。土蹶草尽，若耕田状，壤靡泥易，人随种之，世俗则谓为舜、禹田。”王充认为“传书之言，多失其实”，并举出12个失实的例子，来证明不能盲目迷信古人之书，其中，他驳斥了“象耕苍梧”这一上古时代记录，将“象耕”的现象解释为动物习性(“蹈土”)被人观察后产生的误解。这一论证的关键在于，它承认“苍梧多象”是一个客观的生态事实，并将象视为具有特定行为模式的动物，从而用自然主义的因果解释取代了神话传说。这标志着一种对象开展理性认知态度的萌芽。

　　此外，在文学性赋作中，象的动物形象也趋于具体。如东汉张衡《西京赋》载曰“鼻赤象，圈巨狿。”李善注：“赤象，大象也。”此处“象”被具体描绘为“鼻赤”的动物，具备可辨识的生物特征，显示出其作为自然观察对象的生物特征。而班固的《西都赋》认为象是力量的代表，“挟师豹，拖熊螭，曳犀犛，顿象罴”。而汉帝国拥有驾驭这种力量的能力，“于是天子乃登属玉之馆，历长杨之榭，览山川之体势，观三军之杀获。……禽相镇压，兽相枕藉”，体现出象在政治象征与实用功能之间的双重角色。

　　先秦至两汉时期关于亚洲象的认知，构成了其知识谱系漫长建构历程的初始序章。这一阶段的记载，虽在《禹贡》《汉书·地理志》及诸子论述中留下了“齿革”方物与“南方大兽”的初步记录，并间或闪现如王充般基于实证精神的理性辩驳，但其整体形态仍处于附属化与碎片化的状态。“象”尚未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内在复杂性的自然生命体成为知识生产的核心对象，其形象出现在贡赋清单的条目、道德寓言的注脚与地理志的物产附录之间，缺乏系统观测与连贯记述。这种认知的模糊性与依附性，正映射出早期中国知识体系在面对遥远生态边疆时的局限：知识的生产强烈受制于政治经济的实用目的与文化象征的建构需求，尚未孕育出以纯粹认知兴趣驱动的、追求系统性描述的专门化学术范式。然而，这些散落的、尚未连缀成篇的知识碎片，如同谱系之树的零散种子，已然埋藏于文献土壤之中。它们所标示的南方地理空间、所隐含的“异物”观念以及偶现的理性观察苗头，共同为下一个历史阶段的知识飞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前提与伏笔。随着汉魏六朝政治格局剧变、人员南迁加速、知识风气转型，一种全新的文本载体与认知方法即将登场，从而开启将这颗种子培育为知识谱系之树的决定性进程。

　　二、多维展开：汉魏六朝“异物志”中亚洲象知识谱系分析

　　进入汉魏六朝时期，南方知识的系统化进程催生了以“异物志”为代表的地理博物著述范式转型。伴随政权南迁、疆域拓展与海上丝路勃兴，南方“异物”渐由模糊的域外奇观，转化为亟待系统认知的自然实体。在此背景下，以“异物志”为代表的一类专门性地理博物著作应运而生，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写作风潮，成为中古时期新增自然知识的重要载体。在“异物志”的记录下，象的知识书写亦摆脱之前零散附庸之态，在专门化、实证化的文本框架中，被建构为多维展开的、具有内在逻辑的知识谱系。在这一谱系下，魏晋六朝的士人们通过书写动机的双重驱动、体例方法的专业化革新，以及知识共同体的互文织网，促成亚洲象认知从猎奇记述转向系统观察的根本跃迁，并进一步从形态生理、生态分布、利用技术与情感象征四重维度，展开其知识图景的结构化铺陈，清晰勾勒出象作为“自然知识对象”在中古认知体系中的多维定位。

　　（一）从猎奇记述到系统观察的象知识文本演变

　　要深入理解六朝时期亚洲象知识的根本性转变，必须首先把握“异物志”作为一种新型知识载体所代表的研究范式的革新。这种革新体现在书写动机的转变、文本体例的专业化、知识共同体的形成等多个层面，共同构成了理解象知识转型的宏观框架。

　　1.象书写动机的双重性：政治实用与求知探索的合流

　　六朝“异物志”的编纂并非简单的个人兴趣使然，而是政治需求与知识探索双重驱动的结果。从政治维度看，这类著作承接了汉代郡国上计、图献方物的行政传统，成为国家了解与控制新附边疆地区的重要知识工具。孙吴万震《南州异物志》、东晋刘欣期《交州记》、刘宋沈怀远编《南越志》都是其中的代表，这些著作的作者或为任职南方的地方官员，或为长期流寓岭南的士族文人，他们的写作直接源于对“南州”地区的治理实践与实地考察。他们记录异物、厘清物产，既是为地方行政管理提供参考资料，也是向中央政权汇报边疆情况的知识汇报，具有明确的“资治”实用目的。

　　与此同时，驱动“异物志”写作的还有一种新兴的、纯粹的知识探索精神。魏晋时期，随着经学独尊地位的动摇和玄学思想的兴起，士人阶层突破传统知识藩篱、追求个性解放与新知的愿望日益强烈。对未知世界进行系统性探索与分类的“博物”精神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张华著《博物志》、郦道元编撰《水经注》等，都反映了这种知识兴趣的转向。在此背景下，记录“异物”不再仅仅是为了证明中国疆域的广袤或边疆地区的臣服，更是为了扩展当时知识的边界。正如杨孚撰写《异物志》目的为“乃枚举物性灵物，使士民识之”，从中不难看到其写作既有“表异俗”的政治意图，也包含着“志怪奇”的知识追求。

　　2.象文本体例的专业化与描述方法的实证化转向

　　在文本形式上，六朝“异物志”呈现出明显的专门化、系统化特征，这与其前身《山海经》式的志怪地理或《史记·货殖列传》中片段式的物产记载形成了鲜明对比。大多数“异物志”类著作采用“分条列事”的编纂体例，每一条目专注于一种或一类特定物产(包括动物、植物、矿物等)，条目之间按一定的逻辑顺序排列。这种体例使其脱离了综合性地理志的框架，更接近于早期的专科分类著作，体现了知识分类意识的觉醒。

　　在对亚洲象的具体描述方法上，这种专业化体例带来了描述维度的极大丰富与描述方法的实证化转向。记述不再满足于“有象”或“多象”的简单陈述，而是深入象的形态特征、生理结构、行为习性、实用功能乃至情感表现等多个层面。以万震《南州异物志》中的象条目为例，其载曰：“象，目不逾狶。鼻为口役，望头若尾。驯良承教，听言则跪。素牙玉洁，载籍所美。服重致远，行如丘徙。”这段通过比较观察法(“目不逾狶”)确立大象的体型尺度，通过功能分析法(“鼻为口役”“服重致远”)揭示其器官特性和实用价值，通过行为记录法(“听言则跪”)展现其驯化特征，通过价值评判法(“素牙玉洁，载籍所美”)赋予其文化意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鼻为口役，望头若尾”的记录，前者精准概括了大象长鼻的核心功能——替代口和手进行取食、劳作，后者生动捕捉了大象特殊的身体比例造成的视觉印象。这种描述基于细致入微的观察，而非凭空想象或道听途说。它标志着知识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从基于传闻的“传书言‘象耕鸟耘’”转向了基于(或力图基于)实证观察的“象之为兽”的知识书写。尽管其中仍可能夹杂传闻成分，但追求客观描述、注重细节真实的方法论取向已清晰可见。

　　3.象知识共同体的形成与互文性网络的构建

　　六朝时期出现的并非孤立的单本著作，而是一个彼此关联、前后承续的“异物志”文本群。从东汉杨孚“异物志”(或名为《交州异物志》《南裔异物志》)，到三国万震《南州异物志》、谯周《巴蜀异物志》、薛莹《荆扬异物志》，再到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东晋刘欣期《交州记》，晋宋间裴渊《广州记》，南朝刘宋王韶之《始兴记》、沈怀远《南越志》等，这些文本共同编织了一张关于包括象在内的南方物产的密集知识网络。

　　这些文本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性特征，即相互引用、补充、修正和承袭。例如，关于“象身体庞大”的记录。《说文解字》曰：“象，长鼻牙，南越大兽。”万震在《南州异物志》进一步记录：“象之为兽，形体特诡，身倍数牛。”至东晋郭璞《山海经图·象赞》曰“象实魁梧，体巨貌诡，肉兼十牛，目不踰豕，望头如尾，动若丘徙”，增加了更多的细节记载。这种知识的流传与转述，是一种“区域性知识”被反复记录、传播和接受的过程，说明了“异物志”作者群体对采集、整理和传播特定知识的高度重视。

　　更重要的是，这些文本通过唐代《艺文类聚》《初学记》到宋代《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的系统性摘录与汇编，其内容被进一步标准化、经典化。类书编纂者从各种“异物志”中辑录关于象的记载，如《初学记·兽部·象第二》按照“叙事”“事对”“赞”的类别进行重新编排，使原本分散的知识片段被整合成一个较为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这一过程固化了关于象的特定知识表述，使其从个人见闻或地方传闻上升为被整个士人阶层广泛征引的“公共知识”和“学术常识”。由此，一个基于文本共享的关于象这一南方巨兽的“知识共同体”得以形成，当时知识界通过阅读相同的类书条目，共享着对亚洲象的基本知识框架。

　　（二）知识图景的展开：六朝文本中亚洲象的多维度系统建构

　　在以“异物志”为代表的汉魏六朝新型知识范式框架下，这一时期关于亚洲象的认知呈现出多维度、系统化的特征。人们可以从形态生理、生态分布、利用技术、情感象征四个层面，详细考察这一时期象知识图景的展开过程。

　　1.形态与生理：从模糊描述到量化特征抓取

　　在形态与生理认知方面，六朝文献表现出明显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从定性描述向准量化描述的转变，以及对关键生理特征的精准把握。首先，记录者开始尝试用已知常见动物作为参照系，对大象进行相对量化的描述。万震“身倍数牛”的比喻虽然仍显模糊，但已试图用中原人熟悉的牛作为尺度来界定大象的体型规模。更为具体的数据出现在《初学记》所引沈怀远《南越志》曰“象牙长一丈余”，这里给出了象鼻、象牙的近似尺寸，尽管“一丈余”的度量按现代眼光来看还不够精确，但这种努力方向是明确的：即突破“巨兽”“庞然大物”之类形容词的笼统性，追求更为精确的形态把握。

　　其次，当时的记录者敏锐地捕捉到大象区别于中原常见动物的关键形态特征，即其可自如役使的长鼻，并对其核心功能做出了准确描述。万震所记“鼻为口役”四字，凝练而深刻地揭示出象鼻的功能本质：它不仅作为嗅觉器官存在，更是一个高度特征化的操作结构，承担着取食、持物等多重功能，实际替代了其他动物口与肢体的部分作用。这一认识与现代动物学对象鼻功能的界定高度吻合，体现出观察的细致与表述的精确。与此同时，“望头若尾” 这一记载，则生动捕捉了大象特殊体型比例所造成的视觉印象——由于头部相对较小、耳廓宽大、长鼻垂伸，从某些视角观察，其头部与尾部的轮廓易于混淆。此类基于直观视觉经验的描述，虽未进行量化记录，却同样反映出对形态特征的敏锐把握与形象化概括。

　　在生理认知方面，刘欣期《交州记》提供了更为深入和罕见的细节：“象。孕则五年一生，被伤则群党相扶，将去死，则向南跪拜，鸣三匝，以木覆之。雄死，雌则泥土著身，不饮食，辄流涕也。”这段记载包含了多个层面的生理与行为信息：繁殖周期(“五年一生”)、社群互助行为(“被伤则群党相扶”)、临终仪式化行为(“跪拜”“鸣三匝”)以及深厚的配偶情感表现。其中“五年一生”的观察与现代认知(亚洲象孕期约18—22个月)有较大出入，可能源于观察周期不足或传闻误差，但试图记录繁殖周期这一行为本身，就显示了当时认知向生物学纵深发展的意识。而对象群社会性和情感的描述，尽管可能掺杂了拟人化想象和民间传说成分，却是世界文献中关于大象复杂社会行为和情感能力的最早系统记载之一，具有重要的生态行为学意义和伦理价值。

　　2.生态与分布：从地名罗列到生境关联的认知深化

　　六朝文献对象分布的认识，在继承《汉书·地理志》“南方之大兽”的地理框架上，进一步向具体化、环境化方向发展，体现出从简单的地理标识到生态关联认知的深化。

　　一方面，记载的地理范围更加具体明确。西晋张勃《吴录·地理志》载：“九真郡庞县多象，生山中”，不仅指明了行政区域(九真郡庞县)，还具体说明了栖息地类型(“山中”)。六朝刘宋王韶之的《始兴记》记：“伊水口有长洲，洲广十里，平林蔚然，有群象野牛”，将象的存在与特定地理实体(伊水口、长洲)和植被景观(“平林蔚然”)联系起来。这种将动物分布落实到具体山川地貌的描述方法，比《汉书》中笼统的“粤地……多犀象”要精确得多。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开始关注象与生存环境的关联性。“有长洲，洲广十里，平林蔚然，有群象野牛”的描述，隐约揭示了象群生存所需的生态环境——开阔的河洲与茂密的森林相结合的地带。这与现代生态学对亚洲象栖息地的认识相符：象群需要大面积的森林提供食物和隐蔽场所，同时也需要靠近水源(河流、湖泊)以满足饮水需求，开阔地带便于活动和觅食。将动物置于具体的生境中进行描述，意味着对亚洲象朴素的认知从静态的“物产清单”向动态的“生态关联”迈进了一步。

　　此外，这些记载还透露出当时亚洲象种群分布的某些特点。多个文本提到“群象”，说明当时在岭南、交州等地的象多以群体形式活动，种群数量可能较为可观。《交州记》中“被伤则群党相扶”的记载，也间接印证了象的群居习性。这些散布于各志的记载虽然零碎，但拼合起来，能够勾勒出当时亚洲象在中国南方(主要是岭南、交州地区，可能包括今云南部分地区)的分布轮廓，并开始触及动物种群、栖息地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3.利用与驯化：从自然资源到技术对象的认知拓展

　　六朝文献对亚洲象的利用与驯化技术记载更为细致和系统，显示对象的认知已从单纯的自然资源层面扩展到技术应用层面。在象牙利用方面，记载不仅关注其作为贵重材料的价值，还涉及其获取方法和加工技术。杨孚《异物志》记载金邻国(约今泰国西南部)“人民多好猎大象，生得乘骑，死则取其牙齿”，清晰地勾勒了捕象—驯养—取牙的完整人象关系。沈怀远《南越志》则详细描述了当地人获取象牙的方法：“象牙……，削木代之可得。不尔，穷其主得乃已也。”

　　此外，相关文献已开始关注并记载针对加工象皮的特定工具。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中记述：“葸蒡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径不过二寸，皮粗涩，以镑犀、象，利胜于铁。出大秦。石林竹，似桂竹，劲而利，削为刀，割象皮如切芋。出九真、交趾。” 该段记载具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其一，明确记录了用于刮削象皮的专用竹制工具;其二，通过“利胜于铁”与“割象皮如切芋”等对比性描述，对这类竹材的优越加工性能作出了直观评价;其三，明确指出此类特殊竹材的产地(九真、交趾)，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特定加工工艺与其原料地域来源之间的内在关联。这表明，象的身体部位在当时已深度融入地方性的技术体系与经济网络，时人对象的认知，也已涵盖对其皮肤材质特性(如硬度、韧性)及相应加工技艺的系统理解。

　　在驯化与役使方面，记载更加系统全面。万震“驯良承教，听言则跪。服重致远”的描述，实际上概括了驯象的核心用途负重运输，展现了魏晋六朝时代象的实际经济价值。《初学记》引《晋诸公赞》记载了更具体的宫廷用象场景：“晋时南越致驯象，于皋泽中养之。作为车，黄门鼓吹数十人，令越人骑之，每正朝大会，皆入充庭。帝行则以象车导引。以试桥梁。”这段记载包含了驯象的来源、饲养地点、使用方式、使用场合等多个方面，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宫廷象仪仗使用图景。

　　（三）情感与象征：拟人化叙事与符号意义的延续与转化

　　尽管魏晋六朝对象的实证观察不断增加，但这时期的知识文本并未完全抛弃对象的拟人化和象征性解读，并且在不断更新的知识背景下，六朝人对象的行为模式进行了更为复杂、更为多元的文化解读，体现了六朝时代士人对亚洲象认知中理性与想象的交织，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象的文本体系中基于观察的拟人化叙事得到发展。东晋刘欣期《交州记》对大象情感行为作了生动描绘：“雄死，雌则泥土著身，不饮食，辄流涕也”，是将人类情感模式投射于动物，但这种投射建立在观察其具体异常行为(以泥土涂抹身体、拒绝饮食、眼部分泌物增多)的基础上。这种“基于观察的拟人化”不同于早期神话中的完全虚构，它试图用人类能够理解的情感框架来解释观察到的动物行为，是认知从外在形态向内在心理延伸的一种尝试。尽管现代动物行为学可能会用不同的理论框架解释这些行为，但这种描述本身反映了魏晋六朝时代士人认知的深度和细致程度。

　　其二，象的传统象征意义在六朝文献中继续流转并发生新的转化。六朝(刘宋)刘敬叔《异苑》记载了一则梦象预言的故事，“晋会稽张茂，字伟康，尝梦得大象，以问万雅，雅曰：‘君当为大郡守，而不能善终。大象者，大兽也，取诸其音，兽者守也，故为大郡。然象以齿焚其身，后必为人所杀。’茂永昌中为吴兴太守，值王敦问鼎，执正不移，敦遣沈充杀之，而取其郡。”万雅解梦时将大象解释为“大兽”，通过谐音关联到“大守”(郡守)，并引用“象以齿焚其身”的典故，预示富贵招祸的政治寓意。这说明，象作为文化符号，其传统的双重隐喻，即“祥瑞”(象征力量、权威)与“灾祸”(因宝贵而招致毁灭)兼具的观念在六朝士人中依然活跃，并与当时盛行的谶纬、占梦、志怪文化密切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有“异物志”这类以实证为取向的著作为珠玉，神秘主义与博物学知识也常常并行不悖。如《初学记》在收录万震《南州异物志》实证描述的同时，也引用了《春秋运斗枢》中“瑶光之精，散为象变”的谶纬之书的记录，将大象的出现与星象变化、天地精气相联系。这种知识编排方式，反映了至少至唐代象的知识体系中不同认知范式(神秘主义解释与实证观察)的共存与交织，也说明当时对象的文化象征意义的认知丰富且复杂。

　　由此可见，六朝“异物志”实现了亚洲象知识书写从零散记录向系统谱系的转型。这一转型不仅呈现为内容层面的丰富与深化，更构建出一套多层次、互文关联且具备传承活力的知识生产机制。在形态生理认知上，观察方法逐渐由模糊定性转向准量化描述，并精准把握长鼻等关键特征;在生态分布方面，认知框架从单纯的地名罗列拓展至生境关联，展现出初步的生态意识;在利用技术上，象已从贡赋符号演变为涵盖驯化、运输与加工的技术对象，深度融入地方经济与治理体系;在情感象征维度，拟人化叙事与符号意义在实证背景下得以延续与转化，呈现出理性观察与文化想象的交织。上述多重视角共同勾勒出六朝时期亚洲象知识的系统图景，标志着该物种在中国古代动物认知史上首次成为具有内在逻辑与历史延续性的知识对象，同时也为中古博物学从象征性表述向实证性认知的范式演进提供了重要个案。

　　三、文本革新与谱系奠基：象知识谱系的生成机制讨论

　　综观六朝“异物志”对亚洲象的系统书写，既体现了知识的累积与细化，更构建了可持续的知识生产与传承体系。这一成果的生成得益于六朝时期知识文本载体的创新、政权治理的新转向以及认知方式的转变。在该体系的构建过程中，“零散经验碎片”逐步被整合为有一定结构的“知识树”，六朝统治者在经略南方时着力于“以货殖为务”，同时将“象”视为财富的象征，“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这种变化推动象的资源化与文本化，促成了从“象征隐喻”迈向“生态实体”的认知范式转型。由此，亚洲象知识突破了个别记载的偶然性，逐渐嵌入中国古代专门知识体系化发展的历史轨道，为后世同类认知奠定了可援引的典范与可延续的脉络。

　　（一）从“经验碎片”到“知识树”：文本化过程的三个层级

　　六朝以前，象只是“贡品”“瑞应”或“符号”，知识呈点状分布。汉魏六朝“异物志”逐渐把散点连成可生长的“知识树”，其过程可拆解为三个层级。采集层：地方官、流寓士人、商贾、译使构成“多声部”信息场。交州、广州、荆南诸郡的“上计簿”附带“物产条”，提供行政税收意义上的“硬事实”;士人“目验”笔记补充生态细节;海商与夷贾带来“产地性状”链条的市场信息。三类信息在文本中呈“叠加结构”——先标产地，再写形性，末述利用，形成后世方志“产地—形态—功用”的固定格套。编纂层：作者通过“分条列事”的类书式写法，把口语、尺牍、官文书转化为统一语体。关键动作是“加限定词”与“数字锚定”——“鼻为口役”“身倍数牛”“孕则五年一生”，用可感尺度对冲传闻的模糊性;再以“山中”“洲广十里”等空间限定，把象从“南越”这一文化他者，拉回可丈量、可治理的“帝国标尺内”。经典化层：唐初《艺文类聚》《初学记》将多种六朝“异物志”拆条重编，按“叙事—事对—赞”三栏定型;又增设“象”部类，共收录象知识17则形成初步的象知识体系。通过类书—蒙书—科举策问的传播链路，六朝象知识被升格为“士人共同记忆”，成为后世地方志、本草、谱录的“母本”。

　　（二）权力——知识共生：南方经略与“以货殖为务”

　　不同于前朝的重农抑商政策，魏晋对南方的经略，转向为“以货殖为务”。延至六朝时期“商子事逸，末业流而浸广”，随着商业的繁荣，“于是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明珠翠羽，无足而驰，丝罽文犀，飞不待翼”，奇珍异物纷至沓来，这也成为催生“异物志”类文本书写的重要因素，凸现“通道—输贡”的叙事逻辑。交通线：杨孚记录“去扶南可二千里”的水陆里程，把象产地与“物产运输”的路线并置，暗示象可作为“活货”与“重货”双重运输。行政单元：“异物志”系列知识文本书中“九真”“日南”“交阯”等地名高频出现，与南朝新置郡县名单高度重合;对象、犀、翡翠的记述，实为“版图知识”的直观教材。贡赋科目：杨孚、沈怀远皆把“象牙”“象”列入“别贡”，与“银、铜、沉香”同栏，显示地方实际已把象资源折算为“进贡之物”。至此，象从“远方异兽”变为可运输、可朝贡的“帝国之物”。在此意义上，“异物志”成为一种“国家治理”的知识文本承载，通过对物种形态、数量、利用链的条列，把热带边疆转译为可计算、可迁移、可储存的“帝国库存”，为唐宋“市舶使”提供了先验知识库。

　　（三）认知范式转型：从“象征”到“生态实体”

　　比具体知识内容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六朝“异物志”在构建亚洲象知识谱系过程中所确立的一种认知范式。这一范式有观察方法、解释框架以及价值重估，融合了实证精神、系统思维、实用取向与文化整合意识，成为中国中古以降博物认知的典范之一。观察方法：六朝文本出现“比次—计量—实验”三种实证痕迹。比次：以“牛”“豕”为尺度，解决“巨”的不可言说;计量：象牙“长一丈余”，虽非现代精度，但已脱离“大如舟”之类的文学修辞;实验：嵇含记载用“石林竹”“割象皮如切芋”，隐含材料硬度对照试验。解释框架：王充“苍梧多象”之辩，标志“自然因果”对“道德因果”的置换;刘欣期对象群“跪拜—覆木”的记述，则把“仪式”还原为“行为”，留下可质疑、可修正的开口。至此，象的“神秘性”被悬置，让位于“可观察的习性”。价值重估：先秦象“至不仁”的伦理叙事，在六朝被“服重致远，行如丘徙”的实用叙事稀释;象从“德性镜子”变为“运力工具”，其知识重心由“礼”转“用”，为唐宋“象车”“象辇”的宫廷、军事应用奠定知识基础。

　　汉魏六朝时期亚洲象知识谱系的生成，是文本载体、政治运作与认知范式协同作用的结果。“异物志”以专业化体例与实证化描述，将分散的地方经验转化为可传播的文本知识;中央对南方的经略治理，则通过“以物为纲”的博物书写，把象纳入资源管理、贡赋运输与空间控制的治理框架，推动其从文化他者向“帝国之物”的实用化转型。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伴随着认知范式的深层转换：观察方法出现比较、计量与实验的萌芽，解释框架逐渐从道德因果转向自然因果，价值重心也由伦理象征移向实用功能。由此，亚洲象的知识建构不仅完成了一次内容上的系统化整合，更确立了一种可延续、可扩展的认知模式。

　　图片编号：F.cin_64_036艮子，意大利社会地理学会图书馆藏，杨庭硕供图。

　　结  语

　　综上所述，汉魏六朝“异物志”中亚洲象知识从碎片状态向谱系形态转型的历史过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文本载体革新、认知范式转换与政治治理需求共同推动的结构性变革。

　　先秦至两汉时期，关于亚洲象的认知长期处于“前谱系”状态。象多以“齿革”之局部、贡赋之条目或伦理之符号出现，其完整的生物形象与生态关联隐没于政治叙事与文化想象之中。这类知识记录零散、依附且高度象征化，缺乏系统性观察与独立描述。这一认知形态，既受限于中原与南方边疆的地理阻隔与信息不畅，也反映出早期国家知识生产服务于政治象征与资源管控的实用导向。然而，《禹贡》的方物记载、《汉书·地理志》的空间定位，乃至王充对“象耕”传说的理性辨析，皆已埋下知识转型的伏笔，为后续谱系化建构提供了地理框架与思辨起点。

　　进入汉魏六朝，随着政治重心南移、南方开发加速以及知识风气的转变，以东汉杨孚《异物志》为代表的新型博物著述蓬勃兴起，亚洲象的知识形态随之发生根本性转折。此类著作以其“分条列事”的专业化体例、追求实证的描述方法，以及汇聚多方信息来源的编纂机制，为象知识的系统化提供了关键载体。在“异物志”的书写中，象逐渐摆脱符号化存在，开始被置于形态、生态、利用与象征等多重维度下进行细致考察;其利用技术覆盖驯化役使、象牙获取与皮料加工，显示出从自然资源向技术对象的认知拓展;其情感行为与符号意义也在观察基础上被延续与转化，理性描述与拟人叙事交织并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分散于各志的记载，通过文本间的互文引用及后世类书的系统性汇编，逐渐凝结为一个稳定、可续的知识网络，标志着亚洲象首次在中国知识传统中形成了具有内在关联与传承脉络的认知谱系。

　　这一知识谱系的生成，深层动力源于“政治经略—文本生产—认知转型”的三重互动。六朝政权对岭南、交州等地的治理，亟须将陌生边疆转化为可管控、可征调的行政单元，“异物志”的物产记述因而成为中央政权治理地方的知识基础，象也随之从遥不可及的“异兽”转化为可运输、可贡赋的“帝国之物”。与此同时，魏晋以来知识界突破经学藩篱、探求新知的博物精神，推动士人以实证态度观察、分类并记述南方物种，促使象的认知范式逐渐从神秘象征转向生态实体。在此过程中，观察方法呈现出比较、计量与实验的萌芽，解释框架开始用自然因果替代道德附会，价值重心也从伦理喻义向实用功能偏移。这不仅重塑了象的知识形态，也为中古以降动物学乃至博物学认知的系统化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先导。

　　从更广阔的文明史视野观之，六朝时期亚洲象知识谱系的建构，折射出中华文明在持续的空间拓展与文化整合中，如何通过系统化的知识生产将边疆生态纳入文明认知框架。面对不断纳入版图的多样物种与复杂生态，士人阶层并非止于猎奇或征服，而是通过持续的知识劳作，以文本为载体，以分类为方法，将“自然之物”有序转化为“文明之知”。这一过程，既是外部世界在认知上的内化，也是知识体系自身的更新与扩容。亚洲象认知的谱系化，正是这一宏大进程中一个清晰而深刻的缩影。

　　当然，六朝所形成的象知识体系仍有其历史局限，如观察多倚传闻、数据精度不足、理性与想象并存等特征。然此恰是特定时代认知条件的真实反映，其价值不仅在于所记录的具体内容，更在于所开启的系统化认知方向与结构化知识传统。这一传统为后世方志、类书、本草著述提供了持续的知识源头与编纂范式，其影响绵延至于明清。

　　总之，汉魏六朝“异物志”对亚洲象的知识书写，完成了一次从碎片到谱系的关键转型，奠定了该物种在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中系统化认知的基础。本研究通过对这一微观个案的深入剖析，不仅丰富了动物认知史的具体内容，亦为理解中古时期中国专门知识的结构化进程、文明与生态的认知互动，提供了一个具有理论张力与历史厚度的典型范例。在知识史与生态史交汇的当下，此项考察亦能为反思人类认知自然的历史路径、思考文明与生物多样性之关系，提供来自中国传统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