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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舟南洋数十载 道是无晴却有晴 ——访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名家贺圣达研究员(下)

时间:2017/11/29 9:31:55|点击数: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初(上、下)》这本书在您的学术生命里有什么意义?

  贺圣达:过去国内外还没有比较全面的东南亚文化方面的著作。1995年,我写过一本《东南亚文化发展史》,虽然是国内第一部东南亚文化史著作,但是这本书的内容相对来说还是有些单薄,研究深度也不够;2007年我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最后完成了一个成果是《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初(上、下)》。这本书是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4年全面研究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总结,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这二十多来年研究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情况,表达了我对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尤其是古代东南亚历史文化的一些重要观点。首先,这本书把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考察,建构一个整体性的框架,对东南亚历史与文化一些重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我个人对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的系统的认识,可以说是“一家之言”。其次,这本书体量比较大,史料尤其是文化史方面的资料丰富,参考的书籍达数百本之多,尽量呈现东南亚文化有血有肉的面貌,为此还配合使用了我多次到东南亚拍摄的大量图片。

  外界评价它是我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方面的一本集大成之作。当时我和出版社都认为,《东南亚文化发展史》既是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可以面向广大读者的著作,为适应社会和学术界的需求,尽可能早日出版。我个人认为,就这本书而言,它是我从事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但是,就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工作来说,还需要不断地深化、充实,形式上需要完善。最近几年我还在继续研究,深化我对东南亚历史与文化方面的观点,使之更加具有说服力,充实内容的同时,该书形式上与也可以更加完善,例如,注释可以作更好的技术上的处理,图版可以完全按历史顺序。对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工作永远都是进行时。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您是学历史专业出身的,在您看来,文化是什么?

  贺圣达:国内外关于文化的定义特别多,影响比较大的有从人类学角度提出的,文化就是人的生活方式。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这当然很好理解。不过,我认为,生活方式和文化还不完全等同。文化更为重要的是精神,体现的是思想、观念、精神、伦理、价值、审美,包括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广泛内容。在我看来,文化研究主要研究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思想产品(精神文化),也包括反映人的精神、思想的器物以及人类赋予其文化意义的物质产品(物质文化)。历史一产生,文化就产生了。文化产品也反映在一定的器物上。石器时代石器、岩画的时候也反映了原始人类在精神文化。成熟文化是在进入文明社会后产生的,而且,不断发展,越来越丰富、复杂,当然,文化发展是复杂的,可能有停滞、曲折甚至倒退。我研究文化主要是从精神文化这个角度来研究的。如果只是把文化看成生活方式,可能泛化,很难写成文化史,尤其是很难反映文化中历史发展的、本质的、根本的因素。

  总的来说,我还是持历史发展、文化发展的观点。比如我写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认为东南亚的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不同,地球上各个地区人类发展的环境不同、所受的影响不同,就造成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和国家文化的不同。思想、文化是发展的、进化的。从文化是人的生活方式角度来看,原始人、野蛮人、文明人、现在不同的民族、族群,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都有相对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是平等的。但是,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反映来看,人的精神文化和反映精神文化的物质文化、创造物在每个阶段不同的,思想文化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以及所受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发展。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还是有先进后进和高低之分。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精神文化,在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较之于中国古代文化、民国时期的文化,显然是更为丰富、更为发展、更为先进。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您认为历史研究有哪些方法?

  贺圣达:在没有参加工作以前,我的兴趣在文史方面。有一段时期对《红楼梦》比较感兴趣,读了不少红楼梦的论文。其中有一篇是何其芳的《论红楼梦》,尽管它只是研究文学作品的论文,它的观点现在好多人也不太赞同,但是他对文学著作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的分析、对不同意见的论辩以及对红楼梦的文学分析,我感到都非常到位,而且写得非常漂亮的。从如何写好论文看,我也从中学到了具体的、有用的写论文的方法。在我研究东南亚历史问题时,也注意学习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例如,在写《“南诏傣族王国说”的由来和破产》前,我曾认真研读了罗荣渠先生的《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中国与美洲历史联系论集》,并受到许多启发。罗荣渠先生对历史上很多有争论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的研究,包括怎么切入问题,怎么研究这个问题,如何把研究问题放到整个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怎样针对别人的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怎么辨别史料的针对性、可靠性、真实性,怎么用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反驳别人的观点,而不是单独地、独立地看问题,都给我不少启示。我从这部著作中学习到不少具体地研究一个历史问题的方法。

  历史研究主要是历史学的方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以史料为基础,涉及到具体某个方面(比如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再使用这些学科具体的研究方法,全面、综合地来考虑、研究。这是一言难尽的。一般来说,历史文献研究是基础,联系史料出现的时间和相关的背景,并且还要学会辨别史料的真伪性、可靠性、可行性。文献的方法是基础,当然,为了佐证史料中的一些观点,能够结合一些实际的、实地的考察会更好。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官网:在您的学术生涯里,对您学术研究有影响的都有哪些人?

  贺圣达:回忆我的学术生涯,我还是相信唐代诗人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在一个人的学术成长过程中,多个老师都可以成为你的老师,包括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在书上看到的和在社会上接触到的,都可以给你不同的启发。在我的学术生涯里,受到许多老师的启发,其中有几个比较影响深的。

  1977年底,我考入云南大学,所谓的1977届,实际上进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已是1978年春天。当时的学术、学习风气,至今令人难忘。教师包括给我们上课的世界史教师张家麟、李德家、武希源、赵瑞芳、左文华、吴继德、武希源、徐康明,中国史教师王玉笙、李英华、谢本书、戴文光等,以及虽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是在会议、讲座聆听过他们教诲的李埏、张德光、方国瑜、尤忠等先生,都使我深受教益。大学四年,最主要的收获是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懂得了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最为重要的选择,则是明确了东南亚研究的方向。

  我的学习和研究兴趣最后落脚在东南亚,则是由于当时云南历史研究所邹启宇老师的引导。邹启宇老师当时在云南历史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并且在筹备成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他在我们三年级时,给我们开设了一门东南亚历史课,课讲得非常好,我对东南亚历史由此入门了。更为令人感动的是,邹启宇老师隔三差五来我们宿舍同我们聊天,聊天的主题实际上是讲中国东南亚研究的重要性、现状和问题,以及云南在中国东南亚研究可以发挥的作用。并且极力鼓励我们毕业后选择在云南从事东南亚研究,告诉我们将要成立的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可以为我们进入东南亚研究打开大门。而在我们进入大学四年级第二学期时,云南大学也采取了一个当时堪称非凡的举措,把几个学生送往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我有幸到中山大学,师从余定邦教授,完成了《1930年代到1940年的我缅人协会》的毕业论文。此文在1982年获得云南东南亚研究会的“汪大渊奖”。

  在治学的过程中,我的原则是广收博取,不囿于某一个老师,写出最好的著作的学者,就是我在这方面的老师。我的方法是谁在哪方面做得是最好的,你就向谁学习。你要搞哪方面的研究,你就找那方面最好的专家、最好的学者、最好的著作学习,并从中得到一些借鉴。在历史学方面,当代的学者,像罗荣渠(世界史)、冯天瑜(中国文化史)、陈序经(东南亚史)、陈炎(缅甸史)、梁志明、陈玉龙(东南亚史、越南史)、周南京(印度尼西亚史)、于向东(越南史)、等诸位先生、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给我启发。至于其他学科的,就有机会再说了。

  云南省社会科学网: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贺圣达:东南亚研究涉及到的国家多、内容多,涉及多个学科,要求也各有不同。我认为,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学者至少要具备一下几个方面的能力,一是要有一个一般的基础,不管是搞国别的,还是搞总体的研究,都要对整个东南亚国家的历史文化现状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二是要过语言关,具有较好中外文基础,语言文字尤其是中文的表达能力。中文写作至少要清楚明白;比较熟练掌握英语,从事国别研究还要精通小语种;三是要结合从事的学科研究,分重点学习。研究国际关系就多看一些国际关系方面的书,研究历史就要掌握一些历史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四是要结合研究问题、课题研究,发现缺什么补什么。学术在不断发展,新的研究课题在不断涌现,学术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即使你基础很好、学问很好了,也会有不足的地方,做课题的时候缺少什么知识赶紧补上,这个也非常重要。五是要有悟性,善于思考,发现问题。悟性有先天的成分,但是后天培养的成分更大。青年学者可以通过学术上的交往、交流,阅读著名学者的专著、回忆录、论文等方式来培养悟性。在读书交流、接触史料或联系实际、考察活动中,要善于思考,发现问题,从好像是没有问题的地方去发现问题。

  云南省社会科学网:最后,我们想听一下贺老师从事研究数十载,都有哪些心得体会?

  贺圣达:回顾自己40多年来走过的学术研究之路,我虽然一直从事东南亚研究,喜欢到东南亚尤其是到云南周边国家走走看看,但主要还是在书海、文献中探寻,考察的范围逐渐有所扩大,从以缅甸、泰国研究为主,扩大到整个东南亚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研究,研究的领域也从历史和现状研究扩展到文化研究,但所论不深,成果多以问题探讨、宏观论述为主,在东南亚研究的学术海洋中对感兴趣而又有意义的问题做一些探讨。大概是深受太史公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影响,也就不自量力,尝试对缅甸历史、东南亚文化史做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提出自己的一个框架,一些观点,虽不无心得体会,在许多方面还只是初步的探索,肤浅的看法,还是“泛舟南洋”之所见。—— “南洋”这一名称在明代已经出现于中国史籍中,晚清以后,中国人相当普遍地以“南洋”称呼东南亚这一地区。 “东南亚”这一名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被世人广泛使用的。较之于“东南亚”之一地理名称,“东盟”这一1967年以后才出现的名称。“南洋”这一名称似乎更有历史感更有诗意,对中国人来说也更具亲切感。因此,我曾经以“泛舟南洋”命名我的一部论文集,现在也以“泛舟南洋”概括我从事东南亚研究的经历。

  40多年的东南亚研究,其中的滋味“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如果要说有什么体会,我简单谈以下几点:最好是把读书和研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喜好乐之。当然,完全不必“头悬梁锥刺股”;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虚心学习、终身学习,保持自己的专业、学术兴趣,发挥自己的专业、学术专长,总能逐渐提高;至于学科,不妨以一个学科为主而不局限于一个学科;研究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是新课题、新问题的创新,事实上研究工作中缺乏的不是问题,而是发现问题的眼睛,勇于尝试,不断探索;敢于担当,做好每一个课题,尤其是与自己的专业有关的课题;要有自己的“学术根据地”,逐渐深化;“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要 “东游西击”,但也不必画地为牢,可以逐步拓展;最后也是值得重视的一点是,适乎己性,治什么学、怎么治学,也要顺乎本人的气质才行。当然,认识自己也是一个过程。以上所说,不过是老生之谈,可能也难免不合时宜了。

  专家简介:

  贺圣达,男,汉族,中共党员。1948年3月出生于上海,浙江省镇海县人;1966年来云南临沧插队,1971-1977年在临沧地区宣传部工作,1977年考入云南大学,1982年大学后毕业一直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工作,1984年担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助理,后来又担任缅甸研究所主任;1992年晋升研究员;1986年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进修;1988年任东南亚研究所所副所长;1994年担任东南亚研究所所长;1995年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任东南亚研究所所长。现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昆明)东南亚南亚研究院缅甸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副会长。

  从事的主要研究学科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亚洲史(二级学科)东南亚史(三级学科)、中外文化关系史(三级学科),兼及国际政治学(亚太政治:东南亚及其与中国关系);先后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省级和省校合作项目,多次参与主办、主持、参加国内外东南亚及其与中国关系方面的重要学术会议。

  学术方面的主要成就:东南亚历史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有《东南亚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从原始社会到19世纪初的东南亚历史与文化》(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的最终成果,2013年结项,评审等级为“优秀。”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2011)、《战后东南亚历史发展》(1995)、《缅甸史》(1992北京人民出版社初版,2015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新版);当代东南亚及其与中国关系方面的专著有《当代缅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列国志·缅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009)、《伊斯兰教与当代东南亚政治》(北京,2010)、《走向21世纪的东南亚与中国》(昆明,1997)等;在《中国社会科学》、《亚太研究》、《东南亚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东南亚研究方面的论文集有《泛舟南洋》(2012)、《贺圣达学术文选—东南亚研究论集》(2015);译著有《缅甸史》(1983)和主持翻译的《剑桥东南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研究成果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二等奖等奖项。1990年以来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云南省有突出贡献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称号、国家人事部颁“有突出贡献优秀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称号和国务院特殊津贴;被《维基百科·历史学家》列为亚洲史华人历史学家。

  访谈人:念鹏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信息中心工作人员。

  访谈时间:2017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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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作者:信息中心/念鹏帆 责任编辑:念鹏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