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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敏 包智明:西部民族地区的“压缩型现代化”及其生态环境问题——以内蒙古阿拉善为例

时间:2019/4/23 16:17:00|点击数:

  摘要:在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由于自然生态环境脆弱,传统“靠天吃饭”的农牧业生计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不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危机,发展工业成为现代化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然而,西部大开发以来,由于赶超心理和追求“跨越式发展”,阿拉善的现代化建设走上了一条时空高度压缩、主要依靠矿产资源开发和重化工企业入驻来实现工业发展的“压缩型现代化”道路。“压缩型现代化”在实现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沙漠污染、草原破坏及水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影响了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在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民族地区,需要反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建设模式,需要协调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工业化;“压缩型现代化”;生态环境问题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9)02—0000—00


  一、引 言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后发者与追赶者。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那么其所指也主要局限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中国民族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建设肇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在时间上滞后东部沿海地区百余年。为了赶超中国现代化进程,实现“跨越式发展”,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在时间上的压缩性更为明显,并在实践过程中体现出“资源开发导向型工业化”发展模式。这样一种现代化追赶模式在带来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笔者在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的长期社会调查发现,西部大开发以来,由于过度依赖矿产资源开发和引进重化工企业来推动现代化建设,致使当地面临突出的沙漠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反过来制约了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

  何谓现代化?不同的理论流派对其有不同的解释和界定。一般认为,现代化是一场社会变革,并特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社会变迁过程。与西方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花费将近三个多世纪才完成现代化进程不同,东亚新兴工业国家或地区仅仅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便基本完成了这一发展进程。为此,韩国社会学者张庆燮(Chang Kyung-Sup)运用“压缩型现代化”(compressed modernity)这一概念,来对东亚地区快速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进行阐释,并认为这种“压缩型的现代化”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成本和风险,威胁着东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张庆燮认为,“压缩型现代化”是指一种文明状态,在这种文明状态中,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变迁都以时间和空间高度压缩的方式发生,不同的历史与社会文化因素在这一文明状态里动态共存,建构了一个高度复杂和流动的社会系统,同时也产生了高度的政治、经济、环境与社会系统风险。

  “压缩型现代化”是一个基于对东亚社会现代化建设及其问题研究而产生的社会学概念。尽管该理论目前还不成熟,但其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对于理解东亚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及其问题仍然十分富有启发性。在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及其问题的分析中,相关学者也借鉴了这一概念。例如,有学者研究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珠三角地区“压缩型现代性”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认为香港的市场经济文化对珠三角地区的社会文化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出现了工人阶级的生活世界与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等多个社会文化形态彼此并置并相互影响的社会现象。亦有研究视富士康企业为中国“压缩型现代化”的典型例子,认为富士康的快速资本积累过程,不仅重塑了全球生产和消费结构的时空性,而且通过生产体制具体地影响到了工厂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重复性动作以及计件计时算工资等所带来的多重压力,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世界受到严重影响和挤压,进而产生劳资冲突和员工自杀悲剧。此外,还有学者使用“压缩型工业化”这一概念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和阐述。

  作为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脆弱、少数民族聚居的欠发达地区,西部民族地区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内含矛盾和冲突最集中、最剧烈的交汇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工业化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起民族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如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少数民族群众转产就业困难、资源开发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换言之,相比中东部地区,在生态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工业体系尚不完善的现实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任务更艰巨,其所受到的资源和环境约束也更显著。

  现代化的基础与核心是工业化,即经济的现代化。本文研究使用“压缩型现代化”这一概念,来分析和理解2000年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民族地区从传统农牧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快速社会变迁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由于生态环境脆弱,以及工业化建设的时间高度浓缩,西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比东部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在空间上更为集中和复杂,既包括与当地人传统生计生活方式相关联的毁林开荒、过度放牧、草原退化与沙漠化等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也涉及东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空气、水、固体废弃物污染等现代工业污染问题。

  本文研究的实证资料来源于笔者自2011-2017年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阿拉善经济开发区、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进行的长时段、追踪性社会调查,资料收集方式主要有深入访谈、参与观察。本文作为个案研究,并不希望对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本身达成整体性评价,而是旨在梳理和分析阿拉善“压缩型现代性”的形成过程及其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以期对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性障碍给予特定视角下的反思。

  阿拉善地处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自然生态环境脆弱,是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地区之一。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以来,在中央的资金投入与产业政策的支持之下,阿拉善现代化建设成就显著,工业发展迅速,许多经济指标都大幅度、甚至是成倍增长。该地区主要工业产品包括原盐、铁矿石、聚氯乙烯、发电量、铁精粉、石墨及炭素制品等,并基本形成了以矿产资源开发和重化工产业为基础的现代工业体系。

  二、传统发展方式及其内在危机

  在内蒙古地区,传统“靠天吃饭”的农牧业生计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不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危机。例如,在内蒙古东部赤峰地区的社会调查过程中,费孝通发现,传统“靠天吃饭”的农牧业生计方式中的滥砍、滥牧、滥垦、滥采等行为,不仅容易引发农牧矛盾,同时也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恶性循环,致使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加剧,草原退化和沙化问题严峻,甚至引发了民族矛盾。改革开放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渗透到西部民族地区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草原产权制度改革和牧民理性的增长,牧民对待自然的态度及行为也随着市场因素的入侵逐渐发生了变化,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北方草原的生态危机。

  阿拉善在其境内自西向东依次分布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是中国沙漠面积最大、沙漠化问题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北方主要的沙尘暴源头区域。2000年,该地区土地沙漠化总面积超过366万平方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5.48%。除地理区位和气候变化等原因外,当地居民的传统生计方式也是造成当地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和强沙尘暴的主要原因。正如相关研究指出的,由于过度放牧、滥肆樵采和扩大农耕土地,破坏了阿拉善脆弱的生态平衡,加剧了荒漠化进程,从而为沙尘暴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沙尘物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以粮为纲”的口号下,极度干旱缺水和当时完全不具备农业耕种水土条件的阿拉善,也曾数次掀起大规模毁地开荒的浪潮。当地政府和民众大量抽取地下水,开发了腰坝滩、查哈尔滩、格灵布隆滩、西滩等多个井灌区来发展农业种植基地。地下水灌溉导致灌区许多耕地的盐碱化与荒废,而灌区地下水位的快速下降则进一步加剧了周边草原的退化和沙化。除此之外,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的退化和沙化。在20世纪80年代煤炭成为主要燃料之前,梭梭林及草原灌木丛一直是当地居民柴薪的主要来源,当地植被遭受着人为的破坏。

  到20世纪90年代,阿拉善的沙尘暴问题呈现强度加剧、破坏程度加大之势,多次席卷河西走廊、宁夏平原和华北地区。相关研究显示,到2000年春季,沙尘暴愈演愈烈,连续出现19次,其中 8次影响范围广、强度大、灾情重;仅4月19日、5月10日的两次沙尘暴,在阿拉善盟境内持续时间就长达13-14个小时,造成全盟经济损失达数千万元。而2000年的时候,全盟的地区生产总值还不到21.773亿元。

  随着当地环境危机加剧,地方政府和农牧民也逐渐意识到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为将农牧民从高度依赖自然生态资源的传统生计生活方式之中解放出来,在阿拉善,地方政府主要采取两种政策途径,一种是人口转移的生态移民与牧区城镇化,另一种则是发展方式转型的工业化建设。

  阿拉善的生态移民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逻辑在于将牧民从生态环境脆弱的沙漠、戈壁等地区迁移出来,通过在新的安置地从事灌溉农业或以城镇就业的方式,来改变传统的牧业生产方式,在此基础之上解决草原生态问题,实现自然生态环境的休养生息。尽管阿拉善的生态移民取得了保护生态、反贫困、促进民族团结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良性效应,但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困难。特别是在税费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有限,能够用于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专项扶持资金十分有限,其结果是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带动能力弱,经济效益不明显。有鉴于此,通过工业化来实现“靠天吃饭”的传统发展方式转型,成为阿拉善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

  三、“压缩型现代化”的地方实践

  阿拉善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境地区,由于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生态环境脆弱、产业结构单一,因此,相比中东部地区,阿拉善的工业化发展并不具备优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拉善都是内蒙古乃至全国经济条件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如何在偏远边疆地区发展现代工业和建设现代化,成为阿拉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难题。

  早在1988年7月18日召开的阿拉善盟干部座谈会上,费孝通曾指出当地农牧民依靠抽取地下水来发展灌溉农业的不可持续性,并强调发展工业才是阿拉善现代化建设的可行出路。“你们依靠电抽地下水,开发了腰坝,这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地下水抽干了怎么办?所以必须工业跟上去,你来原料我制造,工业不容易有限制,农牧业限制很大,今年靠雨水可以多养一些羊,明年雨不来就吃不了饲料了。需要把自然的局限打开,就要抓工业,搞原料加工,原料自己没有可以从外边引进来。这样,这里的经济就稳了。”

  费孝通还指出,因为商品经济观念差,为此,少数民族地区不能发展得太快。阿拉善要建设现代化,可以在发展牧业的基础之上发展多层次、多种类的加工业,同时紧紧抓住盐煤等矿产资源,对其开发利用,最终形成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经济体系。然而,与费孝通所建议的渐进式、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思路不同,在阿拉善,地方政府秉持现代主义的观点,走上了一条通过矿产资源开发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将现代化建设的标准放在了实现工业化等一系列指标上。

  进入21世纪以来,与西部大开发同时进行的是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受土地、融资、劳动力成本以及能源原材料价格逐年增加和环境容量指标逐年削减等因素的制约,资本、产业向西部民族地区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速度逐渐加快。通过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的产业、产能转移,来实现外来工矿企业的落户和发展,成为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阿拉善地方政府主要依靠两种途径推动工业化发展。第一,大量引入各类矿产资源开发企业,进行境内矿产资源开发。阿拉善原盐、煤、铁矿石、石墨等矿产资源丰富。因此,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吸引外来企业进行矿产资源开发成为招商引资的“重中之重”。第二,建立境内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工业园,重点发展重化工产业。依托矿产资源开发与重化工产业发展,阿拉善经济发展迅速,工业体系也逐步完善。据阿拉善盟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相比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的2000年,2014年阿拉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近20倍,工业增加值翻了近44倍。根据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政府官员的说法,“我们是在沙漠中建工厂”,并创造了所谓的“沙漠工业奇迹”。

  正是依靠这些从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资源开发和重化工企业,阿拉善逐渐成为西部地区新兴大型能源重化工基地。然而,地方工业的快速发展大大压缩了传统农牧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农牧民的现代化发展又该如何实现?在工业发展实践中,为了促进人口、资源等生产要素向工业集中,地方政府针对农业、牧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目的在于加快资源转移与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推动农牧业经济形态向工业经济形态转换。

  我们这个地方(指阿拉善),农业、畜牧业、还有工业发展都在一起。现在牧民和农民共同存在的问题是他们需要更加富裕,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新课题。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改变农牧民获得收入的方式,这个方法就是工业。所以我们现在农民也好,牧民也好,都在让他们积极转产,转到工业上去,成为产业工人,让农牧民在发展工业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经济效益。(地方政府官员访谈,编号KDR-2013073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方政府能够有效组织和动员农牧业资源投入到工业建设中,如通过水权转换将稀缺的水资源从农业配置到工业领域,以实现工矿企业落户,但在资源利用效率、产业技术水平及工业体系完善方面,尤其是引导少数民族农牧民向企业工人转型上,仍然面临很大挑战。一方面,外来矿产资源开发和重化工企业无法有效解决当地农牧民转产就业问题。这些外来企业大多将工厂建在移民搬迁后的草原或沙漠腹地等偏远区域,距离农牧民居住地远;加之企业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薪酬待遇低、污染问题重等原因,农牧民自身并不愿意去这些企业上班。此外,依靠西部民族地区较低的污染成本和人力资本投入来实现快速盈利,本就是外来资源开发企业的经营策略。因此,这些外来企业大多从外省贫困地区招聘工人,对当地农牧民劳动力吸收有限。另一方面,虽然地方政府寄希望于建立农牧民产业园来实现工业的内生发展,进而实现农牧民向企业工人的转型。但在当地农牧民看来,工业项目投资风险大,因此参与积极性并不高,农牧民产业园建设同样面临困境。

  农牧民产业园不行,那个弄不成。上次开会说让投资那个风积沙造纸厂,让老百姓一户出10万元入股,以后厂子赚钱了再分红给我们。但我们这里没有人愿意去投资工业项目,一家子羊全卖了,卖个十万八万,投资到那里面,最后全都赔掉了,你说怎么办?再一个问题是造出来的纸往哪里销,没有现成的销售渠道?政府说是让我们自己找销售点,我们这些人连汉话都说不溜,去哪里去找?(牧民访谈,编号SLD-20170715)

  景天魁认为,在西欧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基本上是一个取代另一个的过程,不存时空压缩问题。与之不同,改革开放后,中国由传统社会急剧地转变为现代社会,以及计划经济快速地转化为市场经济、农业社会急骤地转化为工业社会,前一过程尚未结束,后一过程业已开始,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不同时代的特征都挤压在一起,从而形成了时空压缩的现代化建设格局。在阿拉善,西部大开发后,传统农牧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加快,少数民族农牧民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传统生计方式的转型,进而也就难以适应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实现由农牧民身份到企业工人身份的转型。由于时间的高度浓缩,当地农牧民并没有参与到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之中来,而是成为了现代化建设的旁观者。无论是农牧民个体,还是农牧区村落,仍然保留着与现代工业社会所不同的传统的生计方式,使得传统性与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等不同的时代特征在同一空间或地域中挤压。为此,阿拉善的现代化建设不仅呈现时间的高度压缩性,同时也呈现出空间的挤压性。

  基于时空的高度压缩,虽然阿拉善的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得到成倍增长,但当地农牧民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成果,一种“富饶的贫困”现象在该地生成。不仅农牧民“靠天吃饭”的传统发展方式及农牧区社会建设落后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因资源开发和重化工业所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和环境抗争事件也在该地区大量地集聚。

  四、“压缩型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中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进行污染转移的现象也更为突出。相关研究指出,从目前政府主导的东部地区环境治理政策及其实践情况来看,主要以控制东部煤炭消费、东部污染产业转移,以及向西部购买电力、煤制气等治理措施为主,极有可能加速西部地区的环境污染进程。在阿拉善长期的实地调查过程之中,笔者也发现,随着东部地区工业污染问题治理力度加大,污染企业在东部地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许多重化工企业转移到西部民族地区,在推动当地工业化发展进程的同时,制造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㈠ 企业违规排污与沙漠污染

  进驻阿拉善的资源开发及重化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制造大量的废水和残渣,因此必然面临排污问题。中国中东部地区人口稠密,企业违规排污不仅极易对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产生影响,同时,环境监管者的存在也使得污染问题很容易被发现、被举报与被治理。阿拉善地广人稀,长期的生态移民和牧区城镇化,使得牧民大量移居城镇,牧区常住人口的减少使得当地的环境监管者进一步缺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毫无顾忌。

  在内蒙古和宁夏交界之处的阿拉善盟腾格里工业园区,荒无人烟的腾格里沙漠更是为重化工企业的违规排污行为提供了天然的隐蔽场所。一方面,沙漠渗水能力相对强,污水渗漏速度快,加之沙漠地区风沙大,排污现场很容易被风沙掩盖,形成监管盲区;另一方面,沙漠周边生活的居民非常少,与其他地区相比,违规排污及其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对居民的直接影响少,一般也难以被发现、被举报。正是因为具备高度的隐蔽性,腾格里沙漠及周边地区成为重化工企业的天然排污场。

  为了减少成本与方便排污,这些企业在沙漠腹地修建了许多巨大的化工污水池,并通过一根根插入沙漠里的排污管道将不经处理的工业污水直接排放到沙漠里,然后挖坑将污染沉淀物直接填埋入附近沙漠。随着时间推移,污水慢慢渗入地下土层,对附近的土壤和地下水资源造成严重污染。沙漠污染不仅影响周边荒漠草原植被的正常生长、造成土地退化,而且也影响到周边牧民的基本生产生活,牧民只能额外花钱从农区购买饮用水,以满足自身生活和牲畜饮水之需。

  ㈡ 矿产资源开发与草原生态破坏

  许多来阿拉善投资建厂的企业其本意并不是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而是希望以“投资”来获得矿产资源的开采权。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完善煤炭资源管理的意见》规定,装备制造项目、高新技术项目固定资产投资每20亿元可以配置煤炭资源1亿吨,一个项目主体配置煤炭资源最多不超过10亿吨。此外,经批准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PVC项目(包括电石),由自治区经济委员会协调组建1-2个配套兰炭合资企业,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确定的生产规模,按1:1的比例配置煤炭资源。换言之,许多企业是靠“固定资产投资”之名,来行“矿产资源开发”之实。

  正是因为“以资源换投资”的政策,使得许多前来阿拉善投资建厂的企业大多集中在矿产资源开采及精细化工等能源化工下游产业。诚如相关研究中指出的,在资源开发过程之中,由于国有的矿产资源所有权事实上由地方政府和各级资源管理部门来行使,这些政府部门会利用资源开采的许可权来谋求局部利益或集团利益,可能导致寻租活动和腐败现象的盛行;而矿产资源开发企业为尽快获得收益,以及弥补寻租过程中的各种损失,会选择通过急功近利的开采行为和不遗余力地加大开采力度来实现利益最大化。在阿拉善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同样面临这样一种开矿逻辑,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综合看来,在阿拉善进行矿产资源开发的企业,其矿产开发形式主要有深井钻探、大中型露天矿及小型露天矿三种类型。三种采矿类型中对草原破坏最大的是小型露天矿,这也是该地区最为常见的一种开矿形式,被当地农牧民称之为“鸡窝矿”。之所以叫“鸡窝矿”,是因为这种采矿形式零星、分散、规模小,是否勘探到矿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矿企通常循着露头的矿脉在草原上到处挖掘、爆破,但却并不能保证每次都能获得理想的矿藏。因此,矿企通常遍地撒网,在草原上东一个、西一个的进行爆破挖坑,一旦发现某处没有矿藏,便继续更换地点重新采挖。

  在阿拉善广袤无垠的荒漠草原上,矿企这种通过增加采挖数量来获取矿藏的开发形式,其效率非常低下,不仅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带来自然生态的直接破坏。撒网式勘探和破坏性开采在荒漠草原上留下一个个大型的坑洞,破坏了草原地形与地质结构,坑洞周边植被无法生长,这不仅严重影响草原生态,也时常发生牧民和牲畜跌落受伤的情况。同时,开矿过程中散落的土石、灰尘堆积、飘散在草原上,进一步加剧了草原退化和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同时也影响到了周边牧民的生产生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矿产资源开发和重化工业的发展,阿拉善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也日趋严峻。阿拉善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为干燥的非季风区,降水稀少,年降水量在200毫米以下。水资源以地下水为主,除过境黄河外,基本无地表径流。矿产资源开发及重化工业都是高耗水产业,需要消耗大量的水资源进行洗矿、降温、印染等。在阿拉善,火电和重化工企业成为继农业灌溉之后的第二大用水部门,产能持续扩张和农业灌溉水权的转换,直接造成工农业之间的水资源竞争日益加剧。例如,相关研究指出,在水权转换过程中,由于农民的用水权益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灌溉水资源由农业向工业转换损害了农户的利益,使其陷入生计困境,引发水事纠纷。此外,许多重化工企业由于没有用水指标,私自抽取地下水维持生产,导致腾格里沙漠地区地下水位下降和周边生态退化严重。

  五、总结与讨论

  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大发展已经走过了近20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从经济意义上的工业体系形成,还是从社会意义上的人民生活水平改善来看,当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较之过往均有了较大进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加快,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边缘-中心”关系也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之上,西部民族地区迅速崛起,并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相比于东部沿海地区,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和多元。除了生态环境脆弱之外,西部民族地区原有的工业基础薄弱,缺乏长期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面对这种情况,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发展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来推动原始资本的快速积累。然而,在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过度追求经济赶超发展极易造成产业结构偏差。以资源开发和重化工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通过扭曲社会发展成本和环境成本的方式,使得西部民族地区越来越多地承接了中东部地区“腾龙换鸟”所淘汰下来的重化工企业,逐步沦为中东部地区工业建设的原料地与产业升级的“废料场”,从而加剧了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负担。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阿拉善,由于赶超心理和追求“跨越式发展”,现代化建设走上了一条时空高度压缩、主要依靠矿产资源开发和重化工企业入驻来实现工业发展的“压缩型现代化”道路,并由此造成了沙漠污染在内的生态环境问题。

  有学者研究指出,以牺牲生态环境为手段的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不仅不符合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更扭曲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与社会、社会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最终会使个体、社会、自然、民族和国家都付出惨重代价,造成现代化的不可持续。阿拉善“压缩型现代化”的实践案例也表明,片面追求快速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忽视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会导致当地的生态环境问题高发。因此,如何在稳中求进的基础之上走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妥善处理好西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突破口。

  近年来,阿拉善“压缩型现代化”过程中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引起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及当地农牧民的关注。在当地农牧民、新闻媒体、环保NGO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组织下,腾格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沙漠污染问题被曝光,并引起中央层面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从2014年起,在中央政府的督导和社会力量的监督下,地方政府开始着手推进相关区域的环境污染治理工作,重污染企业的生态转型也逐步展开。在这一污染治理过程中,推动企业采取清洁技术、加快清洁能源开发、建立生态工业园、进行绿色工业结构调整成为地方政府采取的主要治理措施。因为时间尚短,我们暂时无法对地方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实践及其效果进行客观评价,但在环境治理与重污染企业的生态转型过程中,一种绿色发展取向的现代化模式也逐步建立起来,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得以彰显,“压缩型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治理和解决。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时空高度压缩的条件下,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反思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盲目追求发展速度的“压缩型现代化”建设模式,需要协调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而减少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资源开发产业和重化工企业的工业发展路径依赖。更为重要的是,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要充分挖掘民族地区的经济特色,朝着产业的多元化、多样化和民族特色化的方向发展,进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民族地区的环境、开发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项目号:12AMZ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   敏,男,博士,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包智明,男,博士,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学科首席教授,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研究。

来源/作者:《云南社会科学》编辑部/廖霞 责任编辑:代丽